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第一章中毫不掩饰他对苏东坡的偏爱：“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的越发充分。”而在序言中对苏东坡的人格就有所论及：“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林语堂为苏轼的旷达人格所倾倒，只可惜他没有深究，而给本文留下了探讨的空间。

一、儒道释对李白、杜甫、苏轼影响之异同

豪放之李白。李白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奇异的行为方式，超迈绝伦，百世无匹，儒道释对李白的真正影响其实都很有限。表面上看，李白大有儒家“济苍生、安黎元”的雄心，但实际上李白真正关心的是“天生我才必有用”，而且是“宰相之用”；李白迷恋道教，一方面是道教的炼丹成仙契合了李白的性格，同时也是为了走“终南捷径”，但他对道家思想的精髓并无太多体会，虽然他醉时吟唱过：“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其二）；李白与佛教也有不解之缘，但在李白眼里，佛教与他所信奉的道教似无太大的差别，李白并没有真正领悟佛法的真谛，基本上算是与佛教擦肩而过了。所以，李白一生虽也浸染儒道释，而豪放本色不改。

沉郁之杜甫。总览杜甫一生儒道释的消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杜甫曾有发自肺腑的“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跄俱尘埃”（《醉时歌》）的沉重感慨，尽管杜甫一生频繁出入道释，儒学却始终都占据着杜甫灵魂的主导地位，而道释在杜甫的心灵坐标中总是若隐若现，无足轻重。我们承认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杜甫对道释的感受有所深化，但这种深化，是有限的，总体来说，是浅尝辄止。也许是儒家观念早已深入杜甫骨髓，影响了他对道释的接受，虽屡遭挫折、打击，却矢志不渝，诗人到老都保持儒家本色，而显沉郁风格。
旷达之苏轼。论人生大起大落之坎坷，苏轼与李白、杜甫相比，当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在苏轼的诗中却少有李白式的“呼天抢地”的宣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与尔同销万古愁”，也没有杜甫式愁苦的悲鸣：“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而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洒脱，个中缘由耐人寻味，值得探究。

二、苏轼旷达人格之嬗变

知兄莫如弟，对苏轼一生思想之变迁，苏辙曾有最精当的描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这里苏辙大致为我们勾勒了苏轼思想演变的轨迹，由儒而道，由道至释，苏轼深得儒道释三教之真味，熔三教于一炉，苏辙形容之为“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其实就是炼得了可与儒道释并列而四的旷达境界，而且苏辙还透露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贬于黄州是苏轼旷达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赏识却始终没能重用苏轼的宋神宗赵眘曾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三教平心论》）这种说法虽偏颇，可也不无道理。儒家对苏轼来讲犹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皇帝、太后几度的知遇之恩让苏轼终生感激涕零，尽管其因“才名太高”，加之“口无遮拦”，而屡受讥馋，仕途多舛。直至年过花甲，被贬儋州，苏轼还在词中写道：“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觑，旧学终难改。”（《千秋岁·岛外天边》）可见其儒家济世之心虽逐渐淡化，但从未消失，依然是身在江湖，心念魏阙。

苏轼对道教是有所接受的，到了黄州之后，除去研读佛经之外，他也曾在一家道士观里闭关七七四十九天，且有不少延年益寿、强身健体的道教举措。不过相比于道教，苏轼更偏爱的是老庄思想。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逍遥游等道家思想深深地拨动了苏轼的心弦，这在《赤壁赋》等作品中可见一斑。庄子主张以通达的态度看待人生，不追觑生命所不必要的东西，抛弃俗世之念，就不为俗世所累。庄子还论及“养神之道”，大谈虚静、恬淡、无为之学，“纯粹而杂，静一而不变，惔而无为，动而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庄子·刻意》）。又说：“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庄子·天道》）总之，苏轼对《庄子》一书，可以说是烂熟于胸，对其旷达人格的形成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后，吸收了儒道学说中的某些东西，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学。禅宗强调内心的省悟和净化，将一切归之于心境，归之于“无念”。苏轼则将儒家的“独善其身”思想与禅宗的“无念”巧妙地结合起来，而使自己超然于万物，特别是在逆境中能泰然处之。他用心于佛是从风翔任签判开始的，较多地接触佛教当在通判杭州时，而真正全身心研习、领悟佛理，则是他被贬黄州之后。在《黄州安国寺记》里，苏轼总结了自己学佛的体会：“‘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苏轼的旷达除了源于吸收儒释道思想精华外，也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一生都在精研《周易》，用自己研习儒道释所得去释《易》，写成一部《东坡易传》，同时活用《易》理来指导自己的人生。《东坡易传》始作于苏轼官贬黄州时，一直到谪居海南期间才最后定稿，它凝结着苏轼毕生的心血，展示了苏轼独特而高超的哲学智慧，提出了“性命自得”等独到见解。正是以己心体悟而通达天道、人道，使苏轼处理事情了然无碍，而至超然旷达。

苏轼一生，始终未脱离仕途，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行为准则一直影响着他。但中年以后，道释思想对他的浸润愈加深厚，一改青年时期的力辟佛老而为融合佛老，成为宋代士大夫调和三教的典型。苏轼认为：“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阐律交攻，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辨才文》）在为其弟苏辙所著《老子解》作跋时，他非常肯定该书对三教合一的贡献，指出：“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仇池笔记·卷上》）

苏轼过人的智慧在于他能高屋建瓴，而使三教合一。他基本上是尊儒崇儒的，但决不为儒学所囿；他崇尚老庄思想，而不至于厌世和虚无主义；他喜欢研读佛经，悟道参禅，但又不愿削发为僧。就苏轼自身而言，“乌台诗案”固是厄运，但黄州之贬又何尝不是大幸，因为非此苏轼就不能真正深入道释，而悟人生真谛。所以黄州对苏轼而言可谓意义重大，因为正是黄州之贬促成了其旷达人格的最终形成与深化，而使苏轼的人生渐入佳境，即使其后半生又屡遭贬谪。

三、苏轼旷达人格之表现

乐天派之苏轼。林语堂不愧为苏轼的知音：“我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能加上鸽子的温文。不可否认的，这种混合十分罕见，世上只有少数人两者兼具……苏东坡最佳的名言，是他对弟弟说过的一句话：‘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苏东坡传》）

苏轼曾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予去杭十六年……》）白苏二人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宦海沉浮，大起大落，几经荣辱；思想上儒、道、禅的杂糅，特别是乐观自适的人生态度等等。苏轼吸收了白居易身上的乐观精神，而又超越了白居易略带消极的自适而至旷达。苏轼生就开朗健康的幽默风格，他的幽默诙谐、睿智机趣的风采处处可见，正如《渑水燕谈录》中说：“子瞻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皆与之倾尽城府，论辩唱酬，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西清诗话》载有苏轼的一首打油诗：“谁似龙丘居士贤，谈空谈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好友陈季常总被妻子训斥，这让苏东坡想起释迦牟尼狮吼的样子，加上陈季常的妻子来自河东郡，便有了“河东狮吼”的笑谈，读之令人忍俊不禁。

黄州之贬把苏轼的乐观性格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而产生了千古绝唱《前赤壁赋》。总览全文，由景及情，由乐到悲，再由悲而喜，形象而集中地勾勒了作者由苦闷而至解脱的心路历程。“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乌台诗案、黄州之贬，苏轼痛定思痛，参之佛老，而豁然开朗。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反倒应该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用，从中得到乐趣。赤壁的清风明月，藉以老庄佛禅之玄理，成为苏轼豁达的根据。

闲适之苏轼。苏轼在《书临皋风月》中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在《记承天寺夜游》中又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这世上什么人都有，就是少有闲人，因为欲壑难填，人心难闲，非到一定境界，闲适就无从谈起。可以说是谪居黄州，让苏轼成为了“闲人”。他常常“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①苏轼黄州之“闲”固是迫不得已，但也给了苏轼反省的机会，而使他经历了一场灵魂的炼狱。他一方面躬耕于东坡，像老农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农业生产，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体味生命的真意，一方面读佛老之书，参禅学佛，炼丹闭关，而始知闲者要义。黄州之贬使苏轼涅槃而获得了新生，其旷达人格已蔚为大观，作于到黄州第三年春天的《定风波》词可以为证：“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前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从禅宗的视角看，如果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中虽潇洒镇静仍不免带些抗争之心，也还是一种形式的“执”，那么“也无风雨也无晴”，才是真正的彻底的“破”，词人这才回到真我，体悟到生命的真谛，而显闲适。
苏轼晚岁被贬至惠、儋，对闲的追求也更加自觉。岭海时期的苏轼完全摈弃了外在俗事的影响，关注对日常生活的情感体验，只求诸于自我、内心的感受，实现了物我的齐一。苏轼以一种“闲”的眼光来关注内心，关注日常生活，并以“闲”的方式来艺术地生活，所以举凡食鱼、烹肉、煮茶、养卉、酿酒、睡梦、梳洗、静坐、习禅等生活琐事无一不出现在苏轼的诗文中，无怪乎林语堂这样吃力地描绘苏轼：“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心安之苏轼。关于“心安”，中唐中隐诗人白居易曾反复吟诵:“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吾土》），“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杏》），“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苏轼对白居易的“心安”境界当心领神会。王定国因苏轼“乌台诗案”牵连，于元丰二年谪监宾州盐酒税，元丰七年罢还，元丰八年十二月苏轼也回到京师，苏轼曾以《定风波》词记叙二人阔别重逢，即显示了其时苏轼“心安”的心态，其序曰:“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国南迁归，予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用其语缀词。”词云：“长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首词是赞友人，更是作者贬黄州之后心灵的真实写照。

晚年的苏轼又遭贬谪，其实对于已至旷达之境的苏轼，天涯海角之贬都形同旅游，因为贬谪的只是苏轼的身体，而丝毫损害不到诗人那颗旷达之心。贬居惠州时，苏轼《纵笔》写道：“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敲五更钟。”诗人“心安”由此可见一斑，据说此诗给当时的宰相读到，迁怒于苏轼这样安稳的“春睡美”，再次把苏轼谪贬到儋州。

四、结语：《念奴娇·赤壁怀古》属豪放还是旷达？

《念奴娇·赤壁怀古》历来被看作是苏词豪放风格的代表作，可细究起来，似乎不妥，因为全词的重心应在末尾，前面大段豪放的抒写应只是铺垫。总观全词，作者亲临赤壁，更是“神游故国”，借赤壁雄浑景象和“风流人物”周瑜的想象，引出“多情应笑我”的自嘲、“人生如梦”的感慨以及举杯洒江的自适，来抒发自己当时来之不易的心境——旷达。显然这首词的感情基调与豪放风格所要求的宏伟气魄和昂扬感情相去甚远，我们不应该被词人“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样豪迈诗句所蒙骗，而错过了词作真正的思想内涵和感情倾向，此作应该是豪放中显旷达。
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曾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②这里李泽厚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苏轼旷达的人格。也正如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所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而我要补充的是，如要论人格之高远，当非苏轼莫属。

参考文献：

［1］ 曹志平.论苏轼的“心安”境界及其深层思想结构[j].西北师大学报，2004，（4）.

［2］ 沈广斌.“性命自得”与苏轼之“闲”[j].兰州学刊，2008，（4）.

［3］ 林语堂.苏东坡传[m].张振玉译.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