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陆游隐逸词的题材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四把陆游的词分为三类：“其激昂慷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1］此即爱国词、隐逸词、纤艳词。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共辑录陆游词145首，其中爱国词不到20首，隐逸词约70首，纤艳词50余首。可以说隐逸词在陆游词中占了一半。具体而言，其隐逸词可分为道家词、渔隐词和田园词。

1.“身闲心太平”——道家词

刘师培《论文杂记》说“剑南之词，屏除纤艳，清真绝俗，逋峭沈郁，而出以平淡之词，例以古诗，亦元亮、右丞之匹，此道家之词也”［2］。 夏承焘先生也说陆游有不少词是“萧飒衰颓，道人隐士气息很浓重的”［3］。如《鹧鸪天》：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 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hk]

[jp2]乾道二年，张浚北伐失败，陆游被劾“力说张浚用兵”而免归，卜居于山阴镜湖，此词即其归里后所作。词中写了隐逸生活的纵心任性：喝完了美酒（玉瀣）就散步穿过竹林，看完了道经（《黄庭》）就躺下来观赏山景。在风景如画的大自然中恣意优游，任情啸傲，但透过优游啸傲的表层，还是不难体会到他内心深处“虚负凌云万丈才”（唐·崔珏《哭李商隐》）的抑郁，于是最终一吐真实心曲：“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慨叹“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白居易《寄隐者》），控诉南宋政府对抗金爱国志士的打击迫害。同此心声者还有《长相思》：“悟浮生，厌浮名，回视千钟一发轻。从今心太平。 爱松声，爱泉声，写向孤桐谁解听。空江秋月明。”同样抒发了勘破世事，欲在松泉之间抚慰心灵回归本真的渴望。

陆游此类词作体现出了浓厚的道学思想，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其家学交游是有很深的渊源的。南宋时，“释老方外之徒，上则出入禁苑，结交王侯；下则周旋于士大夫之间，讲经说道，成为座上客。”［4］而陆游一家又世代笃好道教，祖佃、父宰都多方外之交。陆家藏书甚丰，道书一类就有两千余卷，陆游阅读了不少。此外其师曾几和他所交游的方外道学之士对他亦影响颇大，所以他自言“少时喜方药，晚亦学黄老”（《春日对花有感》），在“蹭蹬乃去作诗人”（《初冬杂咏》）后写了不少道学之词。
其词亦多写修道、炼丹的游仙生活，如《好事近》：

挥袖别人间，飞蹑峭崖苍壁。寻见古仙丹灶，有白云成积。 心如潭水静无风，一坐数千息。夜半忽惊奇事，看鲸波暾日。

作者借幻想飞入无欲无求的仙界，表达自己想要摆脱尘俗之累，忘却对家国的牵念，获得“心如潭水静无风”的精神休憩的愿望，清真绝俗，似不食烟火人之语。另如“黄庭读罢心如水”（《一丛花》）；“向药炉经卷，忘却莺窗柳榭”（《安公子》）；“华岳烧丹，青溪看鹤”（《木兰花慢》）都是此类作品。

2.“醉听风雨拥蓑眠”——渔隐词

垂钓自古以来就是隐逸者赖以寄托人生怀抱的表征，所谓“古来贤哲，多隐于渔”（刘克庄《木兰花慢》）。当隐士走入山林薮泽，也就意味着渔樵生活的开始。此时，江湖薮泽不仅仅是一个寄身其中的生存空间，更是一个相对魏阙而言的精神空间，它积淀了古代文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虽然陆游由于始终无法忘怀家国而未能成为真正的隐者，然而山水林泉之美、天地万物之祥和却曾无数次拨动他的心弦，抚慰着他受伤的心灵，他在乾道二年罢归之后，一直居于山阴，地近镜湖，于是便有了诸多“渔歌菱唱”（陆游《长短句序》）。如《鹧鸪天》：

懒向青门学种瓜，只将渔钓送年华。双双新燕飞春岸，片片轻鸥落晚沙。 歌缥缈， 橹呕哑。酒如清露鲊如花。逢人问道归何处，笑指船儿此是家。

仕途的偃蹇，使他感叹世无知音。然而在燕飞春岸，鸥落晚沙的翩然自在中他似乎悟到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真谛，在歌声隐约， 橹声欸乃的怡然自得中觅到了新的知音，找回了失落的自我，体悟到了铁马冰河之外另一番诗意栖居的妙处，使他陶醉于“物外烟霞供啸咏，个中鱼鸟同休逸”（赵磻老《满江红》）的高情远致中了。又如：

岁晚喜东归，扫尽市朝陈迹。拣得乱山环处，钓一潭澄碧。 卖鱼沽酒醉还醒，心事付横笛。家在万重云外，有沙鸥相识。（《好事近》）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鹊桥仙》）[hk]

王炎抗金幕府被迫解散后，陆游自南郑前线调回四川，做了“冷官无一事，日日得闲游”（《登塔》）的散官，淳熙三年（1176年），他以“嘲咏风月”、“燕饮颓放”的罪名被免官。此时他自称“免官初觉此身轻”（《饭保福》），不久离蜀东归，居于山阴。投闲置散的词人暂时忘却了尘俗之累，在远离红尘名利场的云霭林烟中，沉潜心神，悠然林下，友烟霞、盟鸥鹭，享垂钓之乐、乐烟艇之浮，做起了闲云野鹤般的“无名渔父”。此外，这类山容水态之咏，棹舞舟模之什还有 “新来有个生涯别，买断烟波不用钱。沽酒市，采菱船。醉听风雨拥蓑眠。三山老子真堪笑，见事迟来四十年”（《鹧鸪天》）；“一弹指顷浮生过，堕甑元知当破。去去醉吟高卧，独唱何须和。 残年还我从来我，万里江湖烟舸。脱尽利名缰锁，世界元来大”（《桃源忆故人》）；“千岩高卧，五湖归棹，替却凌烟像”（《青玉案》）；“惟有断鸿烟渚，知我频回顾”（《桃源忆故人》）。

3“聊试扶犁手”——田园词

其实，陆游对山村田园的喜爱和对乡民诚挚淳朴情意的赞美在其诗《游山西村》中即可见出：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扣门。

同样，这种恬淡闲适、悠然世外的情怀也在其词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在陆游入蜀被任命为成都戎幕之前，曾经在三荣郡治任地方官，停留70日，其间他到一山村，忽觉“萧然如世外”（《桃源忆故人》序），不禁对宁静祥和的乡村生活大为欣羡，遂留下了有浓郁田园气息的《桃源忆故人》：

斜阳寂历柴门闭，一点炊烟时起。鸡犬往来林外，俱有萧然意。 衰翁老去疏荣利，绝爱山城无事。临去画楼频倚，何日重来此。

垂暮之年的陆游遭罢黜后，在山阴过着一边读书耕作，一边行医乡里的田园生活。此时他谢绝了与权贵显要的往来，却与农民过往甚密，“身还民服，口诵农书”，“身杂老农间”（《晚秋农家》），还“种菜三四畦，畜豚七八个”（《幽居》） ，参加一些家业劳动。同时他还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自己民胞物与的素志。陆家祖辈多方药之书，陆游对医学也颇有研究，常常采药、给乡民送药看病，“采药归来，独寻茅店沽新酿”（《点绛唇》）；“骑驴每带药囊行，村巷欢欣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都以陆为名”（《山村经行因施药》）。在此期间清新冲澹、恬静优美的田园词有：

还山荷主恩，聊试扶犁手。新结小茅茨，恰占清江口。 风尘不化衣，邻曲常持酒。那似宦游时，折尽长亭柳。（《生查子》）

素意幽栖物外，尘缘浪走天涯。归来犹幸身强健，随分作山家。 已趁余寒泥酒，还乘小雨移花。柴门尽日无人到，一径傍溪斜。（《乌夜啼》）

从宦元失漫浪，还家更觉清真。兰亭道上多修竹，随处岸纶巾。泉冽偏宜雪茗，粳香雅称丝莼。翛然一饱西窗下，天地有闲人。（《乌夜啼》）[hk]

词人“随分作山家”后，在扶犁躬耕、采药治民之余还常常买醉茅店，与乡民开怀畅饮话桑麻， 闲暇时品茗吟咏，到山中寻梅，到溪畔散步。此时的他幽栖于物外，在暮山千嶂、长烟落日、渔唱声声中已然成了“管领山川的散人”，他不由得陶然醉乎其间了。

二、陆游的隐逸思想及矛盾心态

其实，我们细一追问，便发现陆游隐逸词淡泊闲适的表层之下，掩盖了词人无法摆脱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深层悲剧意识，面对当时政局衰颓、国脉如缕而统治者却在歌舞升平中醉生梦死、苟安享乐的局面。作为一位头脑清醒的有识之士，他这些山水林泉之音在企求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抚慰心灵的表层下，始终无法摆脱爱国忧患意识之底蕴。

1.许国虽坚，朝天无路——陆游隐逸思想成因

陆游出生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正是金朝灭辽的一年，从此金朝成为宋朝的威胁，战乱的氛围与逃难的生活笼罩着诗人的整个童年。其父陆宰为人耿直，因主战而被劾职，由京西携眷南归，实为逃难，在“南来避狂寇，乃复遇强胡”（《杂兴》）时“兵间脱死命如丝”（《寓叹》）、“几不保头颅”（《杂兴》）。记事之初便颠沛流离使他对金兵的践踏欺凌充满了仇恨。南渡后，陆宰结交的都是骨鲠气节之士，陆游后来在《跋傅给事帖》中谓：“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5］2290其《跋周侍郎奏稿》中亦曰:“一时贤公卿与先君游者，每言及高庙盗环之寇，韩陵斧柏之忧，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归，亦不复食也。”［6］在此“国势危蹙”之际，“忠臣烈士忧愤感激之举”（同上）更深深地坚定了他“少年志欲扫胡尘”（《书叹》的决心，使他愿誓死“拥马横戈”（《秋怀》）、“手枭逆贼清旧京”（《长歌行》）。

此外，陆游从小就身受儒家思想熏沐，其师曾几言传身教的爱国主义教育又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所慕在经世”（《喜谭德称归》），认为“君子之学”的最高境界是“尧舜其君民”（《跋吴梦予诗编》），所以抗敌御辱，忠君报国成为萦绕其一生的情结。但其仕宦生涯却偃蹇蹭蹬：他28岁参加进士会试，“锁厅荐送第一，秦桧孙埙适居其次，桧怒，至罪主司。明年试礼部，主司复置游前列，桧显黜之，由是为所嫉。桧死，始赴福州宁德簿”。［7］12057孝宗即位后朝中主战派占了上风，陆游摩拳擦掌致力于抗金事业，提出了很多用人行政方面的建议，希望统治者能励精图治，光复中原。但由于张浚举兵北伐时，部下将领不和，加之投降派掣肘，抗战终于受挫。朝廷又立即动摇，走上屈膝求和的老路。乾道二年，陆游也被加上“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5］2290的罪名，罢黜还乡，这是陆游仕宦生涯的第一次较大的挫折。闲居5年后，出于“俸钱虽薄胜躬耕”（《雪晴》）的口腹之役，他又做了夔州通判。乾道八年，四川宣抚使王炎将其召至南郑幕府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此时陆游48岁，这是陆游一生中唯一一次轩昂壮烈的戎马生涯。他深感振奋，开始了亲临前线“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抗金斗争，积极为王炎出谋划策，认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7］12058但陆游的意见还未被采纳，他北伐的希望和计划就破灭了。同年9月，王炎被召回京，旋即罢免，幕僚遣散，陆游又回到成都，流徙于蜀州、嘉州等地，做了地方闲散小官。这次挫折使陆游深感“报国欲死无战场”（《陇头水》），后日益颓放，自号“放翁”，终于在淳熙五年，54岁时离蜀东归。晚年的20余年几乎都在山阴过着“渔翁共醉，溪友为邻”（《沁园春》）的生活。

2.身寄湖山，心存河岳——陆游的矛盾心态

终其一生，陆游都被一种矛盾情结所困扰。仕与隐，出世与入世常常使他处于痛苦的煎熬之中。他骨子里满怀一腔爱国热情，但同时又挚爱着宁静的自然。他自称“爱山入骨髓”（《晨起看山饮酒》），“平生爱山每自叹，举世但觉山可玩”（《饭三折舖舖在乱山中》）。所以，做官时，他一方面强烈渴望着能经世济国，一方面又魂牵梦绕着家乡的山水，而罢归后，在享受湖光山色之美的同时又恨不能“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观大散关图有感》），痛心疾首地惦念着北国尚未收复的失地。

陆游为官时就曾厌恶官场的尔虞我诈，希望摆脱功名利禄的羁绊，象张志和《渔歌子》中的渔父一样，自食其力，自足其乐。他在高宗绍兴三十一年，从敕令所删定官调升为大理寺司直时，住在临安的“百官宅”（下级官员居所），有两间小屋子，因其“甚隘而深，若小舟”，故名之曰“烟艇”，并作《烟艇记》以记其事、述其怀：

……盖尝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饥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则寄其趣于烟波洲岛苍茫沓霭之间，未尝一日忘也。使加数年，男胜锄犁，女任纺绩，衣食粗足，然后得一叶之舟，伐获钓鱼，而卖芰芡，入松陵，上严濑，历石门沃洲，而还泊于玉笥之下。醉则散发扣舷为吴歌，顾不乐哉！

虽然，万钟之禄，与一叶之舟，穷达异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于此也，其果可求欤？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纳烟云日月之伟观，揽雷霆风雨之奇变，虽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顺流放棹，瞬息千里者……”

为了家国陆游舍弃了自然，然而官场的大门却拒绝向他开启，无奈他最终又回归到了山水中疗伤，正如孟子所言“予岂好嘲咏风月哉，予不得已也！”[hk]

一颗赤诚报国的心不得已转而“嘲咏风月”，充满了伤感、焦灼与愤懑。

林语堂说过：“中国人被认为是讲求实际的民族。然而他们浪漫的一面也许比现实的一面更深刻，这一点表现在深刻的个性中，在对自由的热爱中，在乐天的生活态度中……在内心里，每个中国人都想当流浪汉，过流浪生活。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上的依托，在儒教控制下的生活必将是无法忍受的。道教使中国人处于游戏状态，儒教使中国人处于工作状态。这就是每个中国人在成功时是儒家，而失败时变成道家的原因。道家的自然主义正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8］林语堂所言的道家“游戏”情结——对自由的热爱，其实也是在潜意识里自始至终伴随着陆游的。当兼济的理想一再受挫，当时事维艰、国运衰微，英雄却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时，它便冒了出来，上升到了意识层，成为拯救焦灼不安心灵的一剂良药。但一旦社会环境、客观条件给儒家营造了适宜的土壤，道家便又只能让位而不得不做陪衬了。二者似乎是一对好兄弟，是主人的左膀右臂，但似乎又要时不时地争宠，想证明谁才是主人的最爱。它们是矛盾的，其实主人更矛盾。常常举棋不定，左右徘徊，在兼济与独善之间痛苦地游移。白居易曾提出过“中隐”的思想 ：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日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中隐》）[hk]

在白居易看来，中隐也是一种吏隐，他以散官、闲官为隐，在“小隐”与“ 大隐”之间寻找到一条折中之途，既可免除饥寒之患，又可躲避朝堂的纷争，而在为政之暇的登山临水中，在壶中天地的杯酒声色中尽享欢乐闲适。而“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唐·崔珏《哭李商隐》）的陆游虽然“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六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但却又“冷官无一事，日日得闲游”（《登塔》），似乎正应了白居易所言的在他看来恰到好处的折中之选。正如陆游62岁赴知严州时，孝宗对其所谕的颇有人情味却又意味深长的话：“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 ［7］12058希望他去做一位悠游山水的田园诗人，别再操心什么北伐复国之事。所以仕宦时常常“叹官闲昼永，柴荆添睡”（《双头莲》）的他过的几乎就是白居易描绘的“吏隐”的闲散日子。在不能全然“忘机”的隐逸生活中，在梦幻般的自然美中，他一方面似乎在展示自己诗意的栖居，在努力趋近旷放与超脱中放下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身份，而凸显自己自然人的角色，接近与感悟着自然中的一丘一壑、一花一草，藏其知虚其念，使个体生命与世界本体浑然相融，在融合中淡化人生的痛苦，在悲剧性的陶醉中化生命的痛苦为审美的快乐。而另一方面他虽伏其身却又不愿闭其言，常常借助于酒与诗词，在“醉”的境界里，在诗词的艺术世界中肯定自我，肯定人生，唱出自己至死不渝的许国丹心和激昂意气，给世人留下了大量撼人心旌、启人心智的精神财富，让千年之后的我们为其一生郁郁而扼腕叹息，为其精诚执著心存魏阙而感慨万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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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克庄.后村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9.

［2］ 刘师培.论文杂记［m］.北平:朴社出版社，1928：29.

［3］ 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 .

［4］ 于北山.陆游年谱［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574.

［5］ 陆 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m］//陆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

［6］ 陆 游.渭南文集：卷三十［m］//陆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2281.

［7］ 脱 脱.宋史·列传：卷三九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 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