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同一位诗人及其诗歌创作，后世读者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就王维诗歌而言，后人的评价多是肯定性的，但也有否定性的看法。肯定也有程度上的差异：或以为王维在盛唐时代无人能及，唐代宗在《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中誉之为“天下文宗”，据吴乔《围炉诗话》载唐时流行有“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的说法；或以为王维可以与李白、杜甫鼎足而立，徐增《而庵诗话》曰：“诗总不离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后人将李白、杜甫、王维分别誉之为诗仙、诗圣、诗佛；或认为王维没有资格与李白、杜甫并列。陆时雍《诗境总论》曰：“世以李杜为大家，王维、高、岑为傍户，殆非也。”在今人的文学史中，多把李白与杜甫并列为中国古代诗歌天空中的双子星座，将王维与孟浩然并列为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否定性的评价可以朱熹和方东树为代表，魏庆之《诗人玉屑》载朱熹之言曰：“王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复平，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方东树《昭昧詹言》曰：“辋川之于诗，亦称一祖。……然愚乃不喜之，以其无血色性情也。称诗而无当于兴观群怨，失《风》《骚》之旨，远圣人之教，亦何取乎?”

如何理解这种评价上的差异呢?西方接受美学认为，文学史乃是文学作品与不同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相互交融的结果。“期待视野”决定着读者对作品的取舍标准和基本态度。“所谓‘期待视野’，实际上是指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水平和要求，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尺度。”[1]在影响读者群之阅读动机、接受心态和评价尺度的诸多因素中，读者的社会地位至关重要。读者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莫不与其社会地位相系。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帝王权贵、文人雅士与庶民百姓之间必然会有审美观上的差异。

在王维诗歌接受史上，唐代宗是一位特殊的读者。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代宗好文，常为（王）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常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王缙《进王维集表》云：“臣兄文词立身，行之余力，常持坚正，秉操孤贞，纵居要剧，不忘清静，实见时辈，许以高流。至于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兹无生。……”唐代宗《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曰：“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词》。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诗家者流，时论归美，诵于人口，久郁文房，歌以国风，宜登乐府。旰朝之后，乙夜将观。石室所藏，殁而不朽。柏梁之会，今也则亡，乃眷棣华，克成编录。声猷益茂，叹息良深。”据王缙《进王维集表》可知此表上于宝应二年（763）正月七日。代宗于宝应元年（762）四月即位，到宝应二年正月，只有八九个月时间。这八九个月对于代宗而言、对于大唐帝国而言都不是一段轻松的日子。宝应元年四月五日，太上皇唐玄宗去世，同月十八日唐肃宗去世。代宗即位之时，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把持朝政，碍于政治情势，代宗不得不在五月任命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此时，安史之乱还没有最后平定，史朝义叛军包围宋州数月。八月，浙江起义军袁晁攻占台州、越州等地。十月，唐军收复东都洛阳。这一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吐蕃攻陷临洮、成渭等州。在藩镇势力猖狂、宦官气焰嚣张、农民起义时有发生的即位之初，代宗为何时常会提到一位已经故去的诗人呢?

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看，王维诗歌在少年代宗的脑海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代宗33年的人生中，王维是当时名气最大的诗人。代宗生于开元十四年（726），到天宝元年（742）时他已经16岁了，他常和其他诸侯王一起欣赏王维的乐章。开元二十九年（741）代宗被封为广平王，至德二年（757）进封为楚王，乾元元年（758）改封为成王，四月册为皇太子。在他成为皇太子的次年，王维去世。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当朝皇帝，他的“期待视野”自然不同于普通读者。普通读者的“期待视野”主要属于审美期待，而帝王的期待则含有政治因素；如果说普通读者的“期待视野”主要是一种个人期待，帝王的“期待视野”则同时含有“天下”成分。因此，代宗对王维的高度重视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拟探究代宗推许王维为“天下文宗”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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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誉王维为“天下文宗”，预示王维将“殁而不朽”，其中也包含着对其人格的肯定。代宗《增修学馆制》曰：“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祗庸孝友之德，尽其师道，乃谓成人。然后扬于王庭，敷以政事，徵之以理，任之以官，于周行，莫匪邦彦，乐得贤也，其在兹乎!朕志承理体，尤重儒术，先王设教，敢不虔行。”此制提出的用人标准也是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它首先要求士人自觉地接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育，培养出“文行忠信”、“祗庸孝友”的人格，继而要求人才“扬于王庭，敷以政事”，忠心服务于封建帝国。

在政治生活中，王维终生奉行“文行忠信之教”。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他先后担任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吏部郎中、给事中、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尚书右丞等官职。在不同的任内，王维都能够做到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说：“（王维）天机清妙，与物无竞，举人事之升沉得失，不以胶滞其中。”王维在《酬郭给事》中所描写的“晨摇玉佩趋金殿，夕奉天书拜琐闱”也正是他自己朝廷生涯的形象反映[2]。正因为如此，代宗才誉其“位历先朝，名高希代”，王缙才敢于用“常持坚正，秉操孤贞”8个字来评价其兄的官场生涯。后人对王维的诟病主要集中在出任伪职一事上，按照儒家的价值观，士人在危难时刻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旧唐书·王维传》云：“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会缙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如果王维是唐帝国的叛徒，其行为不可宽恕，那么最为痛恨他的人首先应该是肃宗。面对失节的王维，肃宗嘉其诗，事后“特宥之”，稍后的代宗也没有对其人品提出异议。杜甫《奉赠王中允维》曰：“共传收庾信，不得比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身。”也对王维表现出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充分肯定了王维对皇帝的忠贞。

在人伦道德领域，王维“崇祗庸孝友之德”。《旧唐书·王维传》云：“事母崔氏以孝闻。与弟缙俱有俊才，博学多艺亦齐名，闺门友悌，多士推之。……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王维为孝敬母亲而购置了辋川别业，其《请施庄为寺表》说：“臣亡母故博陵县君王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疏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臣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王维对弟妹也非常友爱。在《偶然作》中他写出：“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他写给弟妹的诗歌为数不少，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林园即事赠舍弟》、《山中示弟等》、《山中寄诸弟妹》等，他的《责躬荐弟表》受到了肃宗的褒扬。《旧唐书·王维传》云：“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亲情，让王维至死难以割舍。对于朋友和同僚，王维从不恃才傲物，以仁厚之心待人处世。他与孟浩然、裴迪等人之间的友谊感人至深。晚年时，与杜甫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杜甫《奉赠王中允维》曰：“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王维能够设身处地为朋友考虑，他总是给仕途得意的朋友以鼓励，给人生失意的朋友以安慰。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曰：“即有送人远适之篇，怀古悲歌之作，亦复浑厚大雅，怨尤不露。苟非实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焉能至是乎?”

王维思想上具有明显的佛教色彩。《旧唐书·王维传》云：“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佛教禅宗的思想也直接影响了王维的诗歌创作。以安史之乱为界，佛教对王维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乱前，主要表现为诗人对佛教超越之境的向往；乱后，主要是对自己“失身”的忏悔。后期王维所表现出的内省精神、忏悔意识，在最高统治者眼里也是值得嘉许的。同时，王维也不排斥道家和道教思想，他在《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中表示：“愿奉无为化，斋心学自然。”唐代统治者提倡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思想上与最高统治者保持了基本一致。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曰：“唐时诗家称正宗者，必推王右丞。”王维之所以被视为诗坛正宗，原因是多方面的。王缙曰：“实见时辈，许以高流。” 杜甫《解闷》曰：“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天宝年间殷所编的《河岳英灵集叙》云：“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该集收录王维诗歌15首，李白诗歌13首。殷对李白、高适等人都有人格或道德方面的不满言辞，说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说高适“性拓落，不拘小节”，但他对王维为人为文皆没有提出批评。

王维善于学习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代宗“抗行周雅，长揖《楚词》”云云，不仅以王维为正宗，而且隐含着以王维诗作为盛唐时代的新经典之意。顾起经《王右丞诗集笺注小引》云：“语盛唐者，惟王、孟、高、岑四家为最。语四家者，惟右丞为最。其为诗也，上薄《骚》、《雅》，下括汉魏，博综群籍，渔猎百氏。”王维的诗歌题材广泛，涉及了应制、山水、游览、寄赠、酬答、过访、行旅、饯别、哀悼等范围，尤其是在山水、应制、送别等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代宗说王维诗歌“泉飞藻思，云散襟情”，就是对其山水之作的肯定。王维在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绝句、六言诗及骚体诗等体式上皆取得了突出成就。代宗诏书中说他“正五音于逸韵”，强调了王维诗歌在声律方面的贡献。

刘勰《文心雕龙·征圣》曰：“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可见，“雅丽”是许多古代诗人共同追求的审美标准。胡应麟将盛唐诗歌特征概括为“秀丽雄深”，他在《诗薮·内编》卷4中说：“盛唐一味秀丽雄深。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雕，实与盛唐大别。”在盛唐诗人中，李白峻急飘逸，杜甫悲凉沉郁，王维浑厚秀雅。李白为人个性张扬，这种性格特征难以为统治者所喜欢。杜甫诗歌感时伤事，歌哭万端，充满了忧患意识，属于盛唐时代的变风变雅之作。但在许多人的眼里，王维具有中正平和、儒雅谦退、文质彬彬的人格特征。相较之下，王维诗歌最接近“雅丽”和“秀丽雄深”的标准。殷《河岳英灵集》曰：“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著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李因培《唐诗观澜集》曰：“右丞诗荣光外映，秀色内含，端凝而不露骨，超逸而不使气，神味绵渺，为诗之极则，故当时号为‘诗圣’。”王维诗歌雍容大度，浑厚典雅，秀色内含，充分表达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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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的诗歌创作，从内容上看，既有清庙之作，也有山林之作；从艺术风格上看，既有高华之作，也有清远之作。徐献忠《唐诗品》曰：“右丞诗发秀自天，感言成韵，词华新朗，意象幽闲。上登清庙，则情近圭璋；幽彻丘林，则理同泉石。言其风骨，固尽扫微波；采其流调，亦高跨来代。”叶燮《原诗》曰：“右丞五言律有二种：一种以清远胜，……一种以雄浑胜。”施补华《岘佣说诗》曰：“摩诘七律，有高华一体，有清远一体，皆可效法。”纵观王维接受史，也有一些读者把王维看做“侍从酬奉”者，例如《新唐书·文艺传》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亻全期、王维，……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黄甫公集序》曰：“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可是，从整体上看，在王维研究中，特别是在20世纪以来的研究中，对其应制诗评价不高，重视不够。
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2云：“应制诗非他诗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于典实富艳耳。”初唐诗歌染有六朝诗歌中的雕饰艳丽之弊，在应制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王维以前，应制诗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嬗变阶段，出现了许敬宗、宋之问、沈亻全期等著名的应制诗人。初唐宫廷诗人大都自觉的把自己看做御用文人，把写作奉和应制诗视为自己的天职。他们揣摩皇帝的心意，阿谀奉迎，诗歌中缺乏个性色彩。开元贤相张说、张九龄也写有许多应制诗，应制诗在二张的手中有了一定改变，部分诗中凸现出了独立的人格。继二张之后，王维开创了应制诗的新天地，成为唐代应制诗的集大成者。正如吴乔《围炉诗话》所说：“应制诗，右丞胜于诸公。”

王维的应制诗，以皇帝为中心，描写了皇帝和身边大臣的各种活动，既有朝会之作、游览之作，也有宴饮之作、送别之作等。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云：“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声归向凤池头。”此诗写于乾元元年春天，是对贾至的和作，同时和作的还有杜甫、岑参。吴火廷《唐诗选胜直解》曰：“应制诗庄重典雅，斯为绝唱。”胡震亨《唐音癸签》曰：“《早朝》四诗，名手汇此一题，觉右丞擅场，嘉州称亚，独老杜为滞钝无色。”胡应麟《诗薮·外编》说：“初唐七言律褥糜，多谓应制使然，非也，时为之耳。此后《早朝》及王、岑、杜诸作，往往言宫掖事，而气象神韵，迥自不同。”颔联写出了大唐之盛，可惜开天盛况在乾元年间已经不复存在，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王维对开天盛世的向往之情。有时，皇帝会与宰臣们登高望远，为国泰民安而欣喜。其《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云：“山川八校满，井邑三农竟。比屋皆可封，谁家不相庆。……渭水天边映。佳气含风景，颂声溢歌咏。端拱能任贤，弥彰圣君圣。”在皇帝组织的宴会上，君臣欢娱，饮酒赋诗，其乐融融。其《奉和圣制赐史供奉曲江宴应制》云：“侍从有邹枚，琼筵就水开。言陪柏梁宴，新下建章来。对酒山河满，移舟草树回。天文同丽日，驻景惜行杯。”[2]其《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云：“明君移凤辇，太子出龙楼。赋掩陈王作，杯如洛水流。金人来捧剑，画益鸟去回舟。苑树浮宫阙，天池照冕旒。宸章在云表，垂象满皇州。”[2]当大殿上长出了“灵芝”、天空中飘浮着“瑞气”的时候，他们会热烈欢呼。其《大同殿生玉芝龙池上有庆云百官共睹圣恩便赐宴乐敢书即事》云：“欲笑周文歌宴镐，遥轻汉武乐横汾。岂知玉殿生三秀，讵有铜池出五云。陌上尧樽倾北斗，楼前舜乐动南薰。共欢天意同人意，万岁千秋奉圣君。”[2]其《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云：“德合天兮礼神遍，灵芝生兮庆云见。”[2]

如果说以上诗篇依然沿袭着初唐以来同类诗歌的内容，那么王维的另外一些诗篇则显示了诗人独特的个性。其《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是一幅帝城雨中春望图，诗云：“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2]黄生《唐诗摘钞》曰：“风格秀整，气象清明，一脱初唐板滞之习。初唐逊此者，正是才情不能运其气格耳。”尾联的规劝之意符合封建诗教的温柔敦厚之旨，所以得到了沈德潜的推崇，他在《唐诗别裁集》中说：“应制诗应以此篇为第一。结意寓规于颂，臣子立言，方为得体。”其《奉和圣制送不蒙都护兼鸿胪卿归安西应制》云：“上卿增命服，都护扬归旆。杂虏尽朝周，诸胡皆自郐。鸣笳瀚海曲，按节阳关外。落日下河源，寒山静秋塞。万方氛息，六合乾坤大。无战是天心，天心同覆载。”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借“天心”传达了自己的反战思想。

此外，在王维的边塞诗中也有一些“赞圣朝之美”的诗歌。其《出塞作》云：“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度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方东树《昭昧詹言》曰：“前四句目验天骄之盛，后四句侈陈中国之武，写得兴高采烈，如火如锦。……浑灏流转，一气磅礴，而自然有首尾起结章法，其气若江海之浮天。”其《从军行》云：“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其《少年行》写咸阳游侠少年们的报国精神。“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等句慷慨激昂；“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等句气宇轩昂。

以上诗歌既有对帝王之都周边环境的描写，也有对大唐声威的张扬；既有对皇帝圣明的歌颂，也有对臣下忠心的剖白。盛唐时代的繁盛空前绝后，王维写作应制诗的才能举世无双。是盛唐时代催生了王维的应制诗，王维的应制诗充分地再现了盛唐之盛，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庄重典雅，气格雄深，高华精警的清庙之歌，它们深刻表现出大唐帝国国力的强盛，皇都的气象，大国的风范，君臣的和谐，也表达了自己对于帝王的赤胆忠心。应该说，在所有诗歌中这是让统治者最为赏识的一类。

3

在王维研究中，人们习惯上认为王维在张九龄罢相之后，对朝廷政治失望，对李林甫集团不满，从此不再关心世事，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用沉浸山水自然来逃避政治，对抗现实。其实，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在古代中国很早就有《后汉书·逸民传》中所谓“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的隐士，在晋宋易代之际，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挂冠归去了；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内也辞别官场，回到始宁庄园隐居。陶谢此时的行为的确有与统治者分庭抗礼之意。但是，半官半隐的王维不仅对最高统治者——皇帝从来没有决裂之意，即使是对自己不满的宰相李林甫也始终虚与委蛇，不敢与之决裂。在张九龄罢相之后，王维《寄荆州张丞相》云：“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对张九龄表现出真挚的思念。但与此同时，王维又有《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颂扬李林甫，诗云：“谋犹归哲匠，词赋属文宗。司谏方无阙，陈诗且未工。长吟吉甫颂，朝夕仰清风。”王维与李林甫的亲信苑咸过从甚密，有《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重酬苑郎中》等诗与之交往。读者或以为《重酬苑郎中》中的“丞相无私断扫门”是对李林甫的讽刺，其实未必，正如陈贻火欣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不满意不良政治倾向，不满意李林甫，但也不能不去歌功颂德。他不愿巧谄以自进，但又不干脆离去。他不甘同流合污，但又极力避免政治上的实际冲突，把自己装点成亦官亦隐的‘高人’，始终为统治者所不忍弃。”[3]正因为王维奉行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也由于他长期漂浮在社会上层，因此他对当时的社会危机没有杜甫那样深切的体会和清醒的认识。

王维走向山水、写作山水诗的重要原因并不在于逃避政治的黑暗。相反，王维山水诗的写作与统治者的热衷庄园山林密切相关。据《新唐书·食货志》载“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从初唐开始，许多宫廷诗人都写到了园林别墅中的风光景致，可以说是初盛唐时代的庄园别墅之风促进了山水诗的发展。在帝王的鼓励下，一些台阁重臣们会时常组织山池宴集，据《旧唐书·杨师道传》载，贞观年间，侍中杨师道退朝之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刘洎《安德山池宴集》云：“已均朝野致，还欣物我齐。”赞赏杨师道将朝臣与山野合二为一。唐中宗游幸世家望族韦嗣立的山庄，封韦嗣立为“逍遥公”，称其山庄为“逍遥谷”。张说《东山记》云：“韦公，体含真静，思协幽旷，虽翊亮廊庙，而缅怀林薮，东山之曲，有别业焉。……兹所谓丘壑夔龙，衣冠巢许。”《唐诗品》云：“开元之际，君臣悦豫，饯别临流，动纾文藻，而感旧瞩芳，探奇校猎，情欣所属，辄有命赋。”唐玄宗《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云：“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间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调神。”对幽栖者的林泉生活不胜歆羡。玄宗还有《同二相已下群臣宴乐游园》等写自己与臣下的山林之乐。朝廷大臣们也多向往“丘壑夔龙，衣冠巢许”的生活方式，李颀《裴尹东溪别业》云：“公才廊庙器，官亚河南守。别墅临都门，惊湍激前后。旧交与群从，十日一携手。幅巾望寒山，长啸对高柳。……始知物外情，簪绂同刍狗。”储光羲《同张侍御鼎和京兆萧兵曹华岁晚南园》云：“公府传休沐，私庭效陆沉。方知从大隐，非复在幽林。”钱起《宴崔驸马玉山别业》云：“满朝辞赋客，尽是入林人。”利用政务之余走向山林，退朝之后休憩山庄，成为在唐代官员中盛行的风气。在他们眼里，山林生活是朝廷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山水诗是宫廷文学的自然延伸。王维很早就周旋在这个圈子里，从一定意义上说，王维山水诗是唐代帝王和权贵生活的记录，王维诗歌再现了上层贵族的林泉之趣。《旧唐书·王维传》云：“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前面提到的“逍遥谷”等庄园也是王维时常光顾之地，王维集中有许多描写贵族的山林生活的作品。其《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记载了开元二十五年三月的一次集会中，诗人说：“逍遥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废大伦，存乎小隐。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故可尚也。”[2]这正是王维所理解的半官半隐。其《同卢拾遗过韦给事东山别业二十韵》云：“谒帝俱来下，冠盖盈丘樊。……鸣玉满春山，列筵先朝暾。”这些山水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帝国的富足安适，祥和宁静，折射了盛唐时代高级士大夫阶层悠然闲雅的生活方式。

相较于在他人别业中的盘桓，王维山水诗更多的还是在写自己的辋川别业。《旧唐书·王维传》云：“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据《陕西通志》载：“（辋川）川口为两山之峡，路甚险狭，过去豁然开朗，村墅相望，蔚然桑麻肥沃之地，四顾山峦掩映，似若无路，环绕而南，凡十三区，其美愈奇。王摩诘别业在焉。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等二十景。维日与裴迪游咏其间。”据王维在《辋川集》中的描写，这里“北湖水北，杂树映朱阑。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他不仅与裴迪互相唱和，完成了庄园山水诗的代表作《辋川集》，还画有表现别业一代景色的名作“辋川图”。

王维的山水诗不染有官场的气息，他诗意的栖居在庄园山水中。其《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云：“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其《山居秋暝》云：“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其《归嵩山作》云：“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其《终南别业》云：“兴来美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人和自然合二为一，隐逸与山水对许多人而言，可能是附庸风雅。在王维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一种生存方式，他从山水中获得了道。半隐是官场生活的一种补充，半隐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仕宦。王维的一些山水诗喜欢描写“空”、“静”的境界，胡应麟《诗薮》曰：“如‘人闲桂花落’、‘木末芙蓉花’，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许学夷《诗源辨体》曰：“摩诘五言绝，意趣幽玄，妙在文字之外。……摩诘胸中渣秽净尽，而境与趣合，故其诗妙至此耳。”这样的空寂境界远离红尘，没有人间的烟熏火燎之痕，诗人自己超然物外，似乎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其实，且不要说这样生活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作后盾，单说此一审美境界，它需要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修养才能领会把握，无疑，它是属于贵族阶层的精神世界。

施补华《岘佣说诗》云：“摩诘五言古，雅淡之中，别饶华气。故其人清贵；盖山泽间仪态，非山泽间性情也。”其实不仅是王维的五言古诗，王维所有的山水诗中都具有一定的清贵气。正因为王维诗歌再现了统治者阶层对山水的审美情趣。这也是代宗为首的贵族集团欣赏王维山水诗的重要原因吧。

概之，代宗对王维的评价不是一个普通读者对一位普通诗人的看法，这一评价折射了当时最高统治者对文学创作的政治态度和审美情趣。从朝廷政治的角度看，典雅平和的王维诗歌是代宗眼里的新经典。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王维诗歌反映了盛唐时代贵族阶层的审美标准和艺术趣味。从而可以说在盛唐诗人中，只有王维才最符合封建帝王及其政权对文学的政治要求和审美期待。

[参考文献]

[1] 姜建国.论尧斯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j].社会科学辑刊，1992（6）：119.

[2]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 陈贻.王维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