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惠泉
在中国文学史上，辽宋金元时期成为中国文学频繁整合、急遽更新的重要转型期。其中勃兴于辽代的契丹文文学，正是携带着契丹民族游牧狩猎文化威武健勇的宝贵元素，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构建过程，成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建立辽的契丹族本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契丹文作家主要有耶律倍、耶律隆绪、耶律庶成、耶律庶箴、耶律良、萧韩家奴、耶律固、寺公大师等。其中耶律倍是辽太祖的长子，也是汉文化的热心提倡者，他传留至今的《海上诗》，是一首契丹文与汉文合璧之作。该诗云：“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诗题中的“海上”与诗句中的“山”表面上是汉字，实际上也是契丹字，所谓“海上”即“郎主”（君主）之意，“海上诗”即“郎主诗”，契丹语的“海”与“郎”为同音词；至于“山”，契丹语“山”与“弟”同音，共用一个契丹字表示，实际写法其右上方应加点。诗中的“小山”喻其弟耶律德光，“大山”乃诗人自喻。耶律倍将皇位让给其弟，不仅未得厚待，反而遭到疑忌，只好在莫可奈何中接受友邦邀请、“载书浮海”（《辽史》本传）避之后唐了，字里行间虽无怨恨之辞，却多羞惭之意。由于当时契丹文与汉文共同使用、并行不悖，因而诗中巧妙地把契丹文和汉文组合镶嵌在一起，以达两种文字相辅相成、互文互训的修辞效果，从而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皇位继承问题在兄弟之间引发的矛盾冲突，使之成为双语合璧而空前绝后的佳作。清代文学家赵翼评赞此诗“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于风人之旨矣！”（《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七），可谓独具慧眼，一语中的。

辽代中后期，耶律隆绪、萧韩家奴、耶律固等都是契丹文文学首屈一指的重要作家。其中耶律隆绪（971-1031年）即辽圣宗，史书誉之为“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乎！”（《辽史》本纪）在他即位的早年，母后萧太后奉景宗遗诏摄政时母子二人通过御驾亲征而达成同北宋的“澶渊之盟”，实现了北、南两朝长时间的和平相处、共存共荣。作为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他有着开放的心态和广阔的胸襟，曾云：“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唐明宗，近则今宋太祖、太宗也。”耶律隆绪自幼即喜书翰，十岁能诗；因为钦佩白居易的诗作，自称“乐天诗集是吾师”。据《契丹国志》可知，他曾以契丹文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还大力提倡契丹文与汉文的诗歌创作，出题命宰相以下百官赋诗，诗成一一品读，优者赐金带。可惜耶律隆绪君臣的契丹文以及汉文作品，随着辽朝退出历史舞台和契丹族融入其他民族大多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至于辽代有幸保存下来的契丹文作品，以哀册、墓志一类应用文字为主，例如耶律良撰写的《辽兴宗哀册》、耶律庶箴撰写的《仁懿皇后哀册》、耶律固撰写的《辽道宗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以及《耶律延宁墓志》、《北大王墓志》等。而契丹族诗人寺公大师的契丹文长篇诗作《醉义歌》，则堪称北方民族文化与汉文化融合互补的结晶。虽然契丹文原文作为人类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地永远消失了，所幸由金入元的契丹族诗人耶律楚材在《湛然居士文集》卷八中为我们保存了该诗的汉文译作。从诗的内容看，作者所汲取的，既有来自汉民族典籍中道家、儒家以及佛家的思想资料，也有取自辽朝统治民族契丹族的价值观念。如“泰山载斫为深杯，长河酿酒斟酌之”的宏大气魄，“四时为驭驰太虚，二曜为轮碾空廓”的出奇想象，“陶陶一任玉山颓，藉地为茵天作幕”的苍凉格调，都与契丹民族劲健尚武、豪放不羁的精神气质密切相关。至于诗的意象旷阔雄奇，艺术风格壮浪恣肆，则是“文如其人”的最好体现。它们给中国诗歌史增添了新的因子，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汉文化与契丹文化的整合更新、优势互补进行了可贵的创造。《醉义歌》的契丹文原作，能把如此充沛的情感、丰富的内容和缜密的思想天衣无缝、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为文学史家了解和认识契丹文字的表达功能提供了确实可靠、不容置疑的范例。

辽代契丹文文学的崛起，对于中国文学史的丰富性、多样性作出了重要贡献。金人灭辽五十年以后，金世宗在就契丹文文学与女真文文学进行对比时，曾经心悦诚服地指出：“契丹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金史·选举志》）其中对契丹文文学达到的水平进行了近距离而直观的权威评价，认为契丹文和用契丹文创作的诗歌已经发展到颇为先进的程度。有辽一代的契丹文文学，正是以其“义理深微”的表达能力与汉文文学一起，积极参与了中华文学的整体构建，为多元一体、有容乃大的文学格局在辽宋金元时期的整合演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走势强劲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