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与汉代酒文化的以乐为本及其流变

作者:陈春保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酒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早就为人们所认识。文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诗酒流连,当今关于诗歌与酒文化的论述可谓是洋洋大观。然而,赋作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样式,与酒文化的关系却鲜有论及。赋是两汉的“一代之文学”,汉赋与酒文化的关系大有探讨的必要。

在酒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历来论者对汉代的酒缺乏应有的文化阐释。因为人们除了津津乐道于鸿门宴上暗含杀气的觥筹交错、高祖回乡把酒唱“大风”之外,似乎就只剩下相如涤器、文君当垆的逸事了。缺少了对酒文化和赋之关系的探讨,则我们对酒文化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尽管汉赋存世作品有限,但汉赋对后世的影响所依靠的正是这些有限的存世作品。所以不妨以这些作品中的酒文化现象作为探讨对象,或可收窥一斑以见全豹之功,探求汉代酒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流变,以期对汉赋和中国酒文化都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汉代的炽盛酒风

酿酒技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到汉代有了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制曲技术的提高和酿酒方法的创新。汉代已经生产饼曲,由散曲到饼曲是酒曲发展史中的一个飞跃;酿酒除了传统的方法外,汉代还有“酎酒法”、“九酝酒法”等方法。

汉代的酒业生产规模比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私人开办的酒肆作坊在都市和乡镇分布极广。《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大商贾的酒业作坊于都市有很大的售卖空间。汉代皇室、贵族官僚和田庄内的豪强地主也在宫中和庄园内设立制酒作坊,满足自身骄奢生活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内部,设有专门官员管理皇室的酒制品生产。反映汉代地主田庄的经济文献《四民月令》一书多次出现“曲室”、“作曲”、“酿春酒”、“渍曲酿冬酒”的记载。

与酒业生产相应,两汉酒风之盛承前代余绪,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祖衣锦还乡把酒唱《大风》是鼓动汉代酒风的一把明火。文景之治、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乃至光武中兴等汉代的富足之世为酒风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尽管每遇到灾荒之年,统治者多次下令禁止民间酿酒,以达到节约粮食的目的,但是这根本无法遏止如火如荼的酿酒和饮酒之风。无论是宫中朝堂的达官贵人,还是民间士林的细民九流对酒都极为热衷。王粲《酒赋》说:“暨我中叶,酒流犹多;群庶崇饮,日富月奢。”《汉书·食货志》曰:“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汉代一度实行的“榷酒”之政(即酒类由政府专营)也无法彻底施行。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面对如此兴盛的酒文化,汉赋作为当时文学样式的杰出代表,就历史地承担起了反映汉代酒文化兴盛的使命。

二、汉赋中的酒

在现存汉赋作品(含残篇、残句)中(本文论及赋作时以龚克昌《全汉赋评注》为基本的文本依据),以酒名篇者有邹阳、扬雄和王粲的同题之作《酒赋》3篇。此外尚有言及酒事者共约30篇,其中“酒”字出现了约60处,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诸如酿酒的原料和方法、饮酒的场合与功用、滥饮的弊端、饮酒的礼仪和习俗、酒器、名酒的品类和特色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汉代酒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当时和后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辞赋中涉及到的酒种类繁多,其中基本分为酒类、醴类和醪类。

邹阳《酒赋》说:“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骏。”汉赋中不少地方都是酒、醴并提,这里已经比较了二者质地的不同:酒之色泽清澈,而醴之酒体则比较浑浊。又张衡《南都赋》:“酒则九醌甘醴,十旬兼清。”“醴”而称“甘”,表明是甜酒。《汉书·楚元王传》:“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在功能上,酒、醴有不同的适用场合,在各种仪礼中,虽然酒、醴并陈,但相比而言,酒使用的场合比较多。如前,以“圣明”譬喻清酒,以“顽骏”指称浊酒,可见“酒”应是用于正式场合的。这与《诗经》的时代大不相同。《诗经》的时代以醴为尊,酒次之,醴多用于祭祀和国宴。如《诗经·小雅·吉日》写周王田猎后会饮诸侯:“以御宾客,且以酌醴。”而酒多用于一般场合。

汉赋中的酒除了称为“酒”或“醴”的外,还有“醪”。如枚乘《柳赋》:“于是樽盈缥玉之酒,爵献金浆之醪。”桓谭《仙赋》:“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出宇宙,与云浮,洒轻雾,济倾崖”。张衡《南都赋》:“若其厨膳,一酒则九醌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径寸,浮蚁若薪。”“醪”的基本词义是汁滓混合的酒、带糟的酒,但在更多时候则释为味道醇厚的酒。

此外,汉赋显示当时的人们好饮色浓味厚的酒,而且往往以此为标准来评价美酒。邹阳《酒赋》曰:“其品类,则沙洛渌酃,程乡若下,高公之清,关中自薄,青渚萦停。凝醇醇酎,千日一醒。”“凝酵醇酎”意谓味道浓厚的酒。“沙洛渌酃”等各种酒之所以为名洒,就是因为其酒味浓厚。

三、汉赋中酒的文化功能

从酒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在西周,酒礼已经成勾相当严格的礼节。酒行为自然纳入了礼的轨道,洒礼必须体现出贵贱、尊卑、长幼等各种关系。这时的酉更多的是与酒能致人迷狂因而具有通神效果的祭祀、巫卜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尚书-酒诰》有言:“‘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在周公颁布的这一《酒诰》中,他以文王代言人的身份下达戒酒命令,明确指出,上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因此严禁“群饮”、“崇饮”,违者处以死刑,即使是位尊如康叔,也要“刚制于酉”。_4j这是在借天的威灵来巩固世俗的权威。

随着天之威灵的真实面目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君权神授”仅仅成为维护统治所需要的宣传口径,人间英雄(帝王)可以完成对现实的强力统治时,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们更倾向于借助“礼”来建立帝王在k间的权威,而“礼”必须落实于各式各样具体的事勿上,酒即是其中之一。于是在秦汉以后,随着礼乐文化的确立与巩固,酒文化中“礼”的色彩也愈来愈农,严格的酒礼显示出的是世俗权力,昭示着森严的等级,这与此前酒所附有的神巫特征大异其趣。

叔孙通在汉初制作礼仪,对当时及其后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对酒礼的严格规定也是如此。据《史已·刘敬叔孙通列传》: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日:“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日:“得无难乎?”叔孙通日:“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竞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其中“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是指对那堂不符合酒礼的官员要采取制裁措施。汉代对酒礼向重视和执礼的严格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孔臧在其《杨柳赋》中亦叙酒礼为“威仪抑抑,动合典章”,酒礼已经成为治理国家的“典章”的一部分。《史记·礼书》中说:“大飨上玄尊,俎上腥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大飨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饭稻粱,……”《集解》引郑玄解释:“大飨,袷祭先王,以腥鱼为俎实,不膈孰之也。”可见,在重大祭典中酒是不可少的祭品。

统观汉赋作品,赋家写酒,更多的是从饮酒的生理作用,从酒满足口腹之欲的饮食功能出发,这是汉赋酒文化的逻辑起点。诚如扬雄在《太玄赋》中所说:“茹芝英以御饿兮,饮玉醴以解渴。”正是在这样的起点下,汉赋中的酒展现了其文化功能。

1.调和人伦

以酒成礼,并以此来调节人际关系,是汉赋中最为着力描写的酒文化内容。举凡展示帝王的“恩荣”、敦睦同宗同好的友谊、论功行赏布酒犒劳军中将士,乃至心怀殷切举觞致诚意中之人,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中记载有多次“大酣”,这是汉代皇帝经常使用的向臣民施恩,笼络、褒奖臣民的办法。《史记·文帝本纪》载文帝即位时诏告天下:“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酶五日。”《集解》引文颖日:“汉律三人已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今诏横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索隐》引《说文》日:“酶,王者布德,大饮酒也。”汉赋对此则有更多具体形象的描写。试看班固《两都赋》中藩邦大定绥靖内外后天子大宴群臣的情景:

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尔乃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寮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翼,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钩,管弦烨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泰古毕。四夷间奏,德广所及。傣侏兜离,罔不具集。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降烟煜,调和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寮遂退。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旨酒万钟”以美酒之量多衬场面之大;与乐相和,鸣钟列鼎,煌煌庙堂“食举《雍》彻”,彰显帝王气派;曲终人散,“皇欢浃,群臣醉”,君臣相得,酒之于人伦,其功卓荦。

张衡在《南都赋》中则将酒调和人伦的作用放到宗族宾朋的层面上来展现:

若其厨膳,……酒则九醒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径寸,浮蚁若辨。其甘不爽,醉而不酲。及其纠宗绥族,榆祠蒸尝。以速远朋,喜宾是将。揖让而升,宴于兰堂。珍羞琅矸,充溢圆方。琢调狎猎,金银琳琅。侍者蛊媚,巾博鲜明。被服杂错,履蹑华英。儇才齐敏,受爵传觞。献酬既交,率礼无违。……客赋醉言归,主称露未唏。接欢宴于日夜,终恺乐之令仪。

“纠宗绥族,稿祠蒸尝。以速远朋,喜宾是将”即是对酒的调和这种功能明白表述,调和当然是有效的,其结果是“接欢宴于日夜,终恺乐之令仪”。其他如孔臧《杨柳赋》日:“于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论道饮燕,流川浮觞,……洗觯酌樽,兕觥凄扬。”扬雄《蜀都赋》日:“若其吉日嘉会,期于送春之阴,迎夏之阳。侯罗司马,郭范垒杨。置酒乎荣川之闲宅,设坐乎华都之高堂。”都是如此。

酒为血性男儿之饮,将士驰骋沙场当然少不了它赋予的能量,斩将骞旗之后的犒赏当然也少不了它。张衡《西京赋》这样描写征战将士凯旋后纵酒为欢的情景:“割鲜野飨,犒勤赏功。五军六师,千列百重,酒车酌醴,方驾授饔。升觞举燧,既醇鸣钟,膳夫驰骑,察贰廉空。炙焦夥,清酤皴。”

2.献谀神灵

神灵,作为古人心目中不可捉摸而又无处不在的外在力量,一直受到人们小心翼翼的侍候,岁时年节的供奉、形式多样的活动都必不可少,而酒往往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角色。

杜笃《祓楔赋》中说:“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黄。于是旨酒嘉肴,方丈盈前,浮枣绛水,酹酒酞川。……巫咸之伦,秉火祈福。浮枣绛水,酹酒酿川。”祓楔是从先秦时代即开始流行的古代民俗,每年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祭祀以除妖灾去污垢的仪式。此后春三月的上巳节即来源于此。古人以好酒之心推测,神灵也应是嗜酒的,而人投其所好就会得到神灵的庇佑;酒可以使人麻醉、致幻,从而通神,与神亲近,更好达到人的目的。《说文解字》解释“哟”酒为:“攸服以降神也。”张衡《观舞赋》说:“音乐陈兮旨酒施,击灵鼓兮吹参差。叛淫衍兮漫陆离。于是饮者既醉,日亦既昃。美人兴而将舞,………‘灵鼓,鼓名,古时祭地祗时用。”酒会之上有错综抑扬不绝如缕的音乐助兴,气氛热烈,人神杂处的神秘感与和谐感在酒与乐的交融中漫衍开来。
3.祭祀祖先

祖先崇拜在中国古人思想观念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酒也是其仪式活动现场的必备祭品。孔臧《杨柳赋》中说:“合陈厥志,考以先王。赏恭罚慢,事有纲纪。洗觯酌樽,兕觥凄扬。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动合典章。退坐分别,其乐难忘。”可见酒在祭祀场合被纳入到严格的法度中,而且对饮酒的量也有一个基本限定,即“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当然这并不是一个量化的限定,而是考虑到个人能力差异的人性化规定。从反面来说,饮酒一旦至于醉而流于“荒乐”,则意味着对祖先的不恭和亵渎,那可真是罪莫大焉。张衡在《东京赋》对酒的这种功能有更为明显和细致的描写:“于是春秋改节,四时迭代。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躬追养于庙祧,奉蒸尝与龠祠。……灵祖皇考,来顾来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结合在一起的。扬雄《蜀都赋》:“若夫慈孙孝子,宗厥祖祢,鬼神祭祀,练时选日。沥豫斋戒,龙明衣,表玄毂。俪吉日,异清浊,合疏明,绥离旅。”娱神祀祖也是在调节关系,只不过是调节人与神鬼的关系。

可见,着眼于调节关系或者说伦理化是汉赋中酒文化的典型特征。邹阳《酒赋》曰:“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骐。”以人之道德品行譬喻酒之质地高下,伦理化的判断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以酒设喻也往往与此相关,张衡《东京赋》:“客既醉于大道,饱于文义,……罔然若酲。”其次,酒的功能也是有层次的。既然酒是礼的重要内容,而礼的基本功能是“别同”,所以酒对不同的对象也有不同的意义。邹阳在《酒赋》中说:“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可见在作者的眼中,不同的饮酒者目的各异,“庶民”饮酒是为了取乐,而“君子”则是礼节的需要。

所以,既然酒是礼的一部分,则酒承载了大量礼的内涵,有节制的饮酒才是快乐的,滥饮则适得其反。孔臧《杨柳赋》说:“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张衡《东京赋》也说:“好乐无荒,允文允武。”
四、酒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流变
可见,对待酒,我们固然要有对大杯痛饮、花天酒地给予批评的价值判断,但是对适度的饮酒所带来的精神愉快、人伦和谐和人神共欢,我们则要超越价值判断,走向追求快乐的审美判断。

赋作在汉代是受到朝野广泛推崇的文体,尤其是受到官方肯定而使其具有相当多的政治色彩,从而赋予酒以大量政教、礼教的内涵,酒承载着很多的社会化情感,则个人私情受到抑制,个人出处穷达的小情绪,往往被国家政治教化的大道理所“淹没”。我们看到汉赋中置酒罕言愁,言愁则很少涉及到酒。在汉赋中,酒和愁甚至是格格不入、对立的文化元素。

对此《史记·乐书》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所谓“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烦,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

在汉赋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酌酒为欢的描写。枚乘《七发》曰:“列坐纵酒,荡乐娱心。景春佐酒,杜连理音。”傅毅《舞赋》曰:“溢金晷而列玉觞。腾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乐康。严颜和而怡怿兮,幽情形而外扬。”张衡《东京赋》曰:“因休力于息勤,致欢忻于春酒。……我有嘉宾,其乐愉愉。声教布浸,盈溢天区。”在汉赋兴盛期的赋作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到了汉末建安时期,赋家写酒,也多是借酒畅叙欢愉之情。徐干《车渠槐赋》为咏物之作,其中“盛彼清醴,承以琱盘。因欢接口,媚于君王”明言“欢”情;刘桢《瓜赋》乃奉曹植之命而作,其中“凭彤玉之几,酌缭碧之樽”写帝王宴乐之情。

在抒发悲愁之情的赋作中则“酒迹”罕至。董仲舒《士不遇赋》、刘彻《李夫人赋》、《秋风辞》,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扬雄《反离骚》等抒发悲愁之情赋作,都言未及酒。张衡《思玄赋》据作者自述为“宣寄情志”之作,《南都赋》有言:“结九秋之增伤,怨西荆之折盘。弹筝吹笙,更为新声。寡妇悲吟,鹃鸡哀鸣。坐者凄欷,荡魂伤精”;蔡邕《述行赋》充满“郁悒而愤思”之气,也都言未及酒。即以建安赋而言,繁钦《愁思赋》写“士感时而情悲”,其《弭愁赋》直以消愁为题,王粲《登楼赋》写有志难骋、久客异乡的愁绪,都未借酒浇愁。王粲《酒赋》惜为残篇,然揣其辞意,其旨似在历叙酒史,并与曹操之禁酒举措相应,无意关涉酒之哀乐之情。

纵观两汉愁情赋作,例外的只有两位女子有置酒言愁之作,班健仔(祖)的《自悼赋》说“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班昭(孙)的《东征赋》说“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这可能与女子的社会角色有关。在男性赋家的赋作里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写法。

这种情况与两汉赋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及生存状态密不可分。在两汉时代,“赋家被整合进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亦成为士大夫,制作赋篇有时直接服务于专制政治,是一种政治行为,有时则又逸出专制政治之外,成为一种业余行为。前一种情形的赋篇,歌功颂德,维护现世秩序,后一种则抒写情志,发泄忧愤,乃是赋家生存性焦虑的集中展现。”就赋与酒文化的关系而言,前一种赋往往只能畅叙欢乐之情,酒自然是欢乐的载体;后一种赋,如前已述,罕有借酒抒发愁情的现象。因此汉赋中的酒展现出的是汉代酒文化以乐为本的精神内核,反映的是汉代文人主体意识的消解。

酒文化情感内涵的转机发生在汉末。王瑶先生《文人与酒》一文分析文人饮酒之风在汉末特别兴盛时指出,文人饮酒是“为了增加生命的密度,是为了享乐”,而“对死的达观正基于对死的元可奈何的恐惧,而这也正是(汉末魏晋文人)沉湎于酒的原因”。东汉后期,政治黑暗,战乱频仍,文人的主体意识被唤醒,面对残酷现实,他们意识到人生之短促、生命之脆弱。酒在社会生活和文学中扮演的角色已与此前大相径庭。《后汉书·五行志一》注引《风俗通》说:“时(指灵帝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栓’(即丧家之乐,“颜氏家训”作‘傀儡’),酒酣之后,续以挽歌。”嘉会美酒之后是“丧乐挽歌”,这种荒唐的组合,跟武帝盛世时“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字,……千人唱,万人和”(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纵酒宴乐的壮观场面不啻天渊之别。美酒作为消愁去忧之物为更多的文人所接受:

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之十三)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

可见,东汉末年时代巨变下文人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促成酒文化从以乐为本向以悲为怀的转变,成为魏晋风度纵心于酒的起点。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文人酒文化的常态之一。

汉代社会生活中酒文化现象的存在对汉赋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是汉赋对酒文化进行描述和记载的对象,又是汉赋赖以传播的文化背景。酒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流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这一问题必将有更加透彻的理解,酒与文学的不解之缘也必将得到更加丰富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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