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福美
2001年唐代文学研究的层次进一步加深，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出现了一批考论详实、视野开阔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几部功力深厚的代表性学术专著。纵观本年度的研究成果，可看出唐代文学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注意新材料的学术资源意义，注重作家作品的考订辨误工作；二是注重作家群体研究，重要作家作品也是研究重点，力求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三是注重从文化、哲学、宗教的角度来观照文学创作，旨在揭示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本文将围绕这三个特点对2001年唐代文学研究作一概括介绍。

新材料的发现和利用对学术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陶敏的《〈历代法宝记〉、杜诗及其他》(1)和陈铁民的《〈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所见岑参事迹考〉求疵》(2)分别就充分利用新材料对学术研究的价值和利用新材料应注意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刊载了张子开的《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所见岑参事迹考》一文，文中利用《历代法宝记》中有关史料对岑参的事迹和交游作了考证。陶文认为张文对《历代法宝记》的利用仍有未尽之处，并利用《历代法宝记》中有关杜甫的记载进行杜诗诗歌系年和杜甫交游的考订，纠正了其中的一些不正确认识。陈文则指出张文考订中存在的问题，以具体的范例说明利用新材料应注意的问题。徐俊波的《王梵志生活年代考》(3)、赵望秦的《唐文学家张楚金考》(4)、胡可先的《杜牧题池州弄水亭佚诗考》(5)等文对作家生平、作品真伪问题进行考辨，资料翔实，论证有力。李中华的《晚唐“三十六体”辨说》(6)则将资料考辨与文本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对晚唐“三十六体”之说的辨析，挖掘出其中蕴涵的丰富的文坛信息。

作家群体研究重点是一些规模较小、具有地域特征的作家群体。这些作家群体多被以前的研究者忽略或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阮堂明的《睦州诗人群体的形成与创作》(7)一文对睦州诗人群体作了宏观考察，指出睦州诗人群体是睦州的地域文化背景及大历以后江东所形成的诗坛中心地位的影响下形成的，他们的诗歌创作呈现出明显的边缘化特点；这对考察晚唐诗具有积极意义。贾晋华的《〈汉上题襟集〉与襄阳诗人群研究》⑻在全面考辑《汉上题襟集》散佚诗文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与此集有关的襄阳诗人群的活动，并评价其诗文创作。胡可先的《论“吴富体”的特征和影响》(9)对“吴富体”的所指及其创作特色进行详细论述，并指出“吴富体”与陈子昂的散文一样，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渊源。此外，尹楚彬的《论皮陆诗派的形成》⑽、吴功正的《初唐“四杰”文学审美的重大走向》⑾分别就皮日休、陆龟蒙为主体的吴中唱和诗派和初唐四杰审美风格的变化进行了全面深入地阐述，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作家个体研究方面，李白、杜甫、李商隐、韩愈、王维等大家仍然是研究重点。杨义的《李杜诗学》⑿是近几年来李白、杜甫诗歌研究中的突出成果。全书以洋洋50余万字对李杜诗歌作全面、系统的观照，将李杜诗学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中西理论融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悟析互补”的研究方法，主张以此种方法来进行“经典重读”；此书的成功实践无疑会给研究者以方法论的启示。刘尊明的《韩愈贬谪潮州的人生体验与诗文创作》⒀以韩愈被贬潮州为出发点，探讨了韩愈的心态变化及其对诗文创作的影响。《情景交融与王维对诗歌艺术的贡献》⒁是陈铁民先生关于王维研究的又一力作。此文通过分析比较，有力地说明了“诗至盛唐，已完全达到了情景交融，王维即其突出的代表”。10月份在河南沁阳举行了“李商隐与中晚唐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到李商隐研究的多个方面，如李商隐生平、故里研究，“无题诗”研究，接受史研究等等。董乃斌提交的论文《李商隐与现代诗人戴望舒》尤其值得注意。此文通过作品的对比分析，考察了李商隐与戴望舒两位诗人之间的关系，是将传统诗歌与现代诗歌结合起来研究的一个有益尝试。

唐代的咏侠诗、唱和诗、咏史赋、敦煌演史类变文等也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汪聚应的《唐人咏侠诗刍议》(15)一文从社会文化渊源、思想内容和艺术审美理想等方面宏观考察了唐人咏侠诗，挖掘了其中体现出的时代精神、文人心态及侠文化在唐代的承传与发展，填补了唐代诗歌研究领域的空白。孙立尧的《试论唐代咏史赋的源流与价值》⒃、汤吟菲的《中唐唱和诗述论》⒄、纪德君的《敦煌演史类变文的美学特征及其小说史意义》⒅等论文对开拓唐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开阔研究视野也具有重要意义。

从文化、哲学、宗教的角度来观照文学创作一直是唐代文学研究的重点。邓乔彬的《长安文化与王维诗》⒆揭示长安文化与王维的关系，认为王维是长安文化的体现者。长安文化的主要方面都体现在王维的诗中，作为长安文化进与退的边塞文化和隐逸文化也都在他的边塞诗和山水田园诗中得到很好的表现。杨海明的《略论晚唐五代词对正统文化的背离和修补》⒇一文从文学新变反映文化变异的角度考察晚唐五代词，认为晚唐五代词体现出某些异质文化特征，这不仅体现在它的俗文学、大众文学特性方面，尤其在于它以娱乐文学、佐欢文学自命而向“政教文化”挑战。但它在对正统文化有所背离的同时，也修补了正统文化禁锢情志、压抑人性和限制文学独立自主发展的缺陷。陈炎的《儒、释、道与李、杜、王》(21)探讨了儒、释、道在诗歌领域的表现。此文认为道家、道教思想主要表现为从山水诗派的崛起到李白自由浪漫、壮丽夸张诗风的形成；佛家美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从田园诗派崛起到王维平淡自然、素朴宁静诗风的形成；儒家美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从边塞诗派的崛起到杜甫忧患黎元、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对于分析哲学、宗教与审美文化的互动是大有裨益的。权应相的《唐代歌妓与文人交感及诗风变迁》(22)、蒋凡、吴定泫《韩柳集中市民意识的文学表现》(23)、谢汉强的《柳宗元在柳州时期的诗文创作》(24)等也是将文学与社会文化、政治结合起来研究的较有分量的学术论文。

本年度宋代文学研究呈现繁荣局面。宋词研究一枝独秀的局面被进一步打破，宋诗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宋文研究逐渐受到应有的重视，诗论、文论研究日渐抬头。以下将分别论述。

宋词

宋词研究一直是宋代文学研究的重镇。本年度宋词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主要表现在：研究视野开阔，宋词与金元词、宋词与唐诗等纳入了研究范围；词人群体研究成绩显著，词坛名家仍然为研究者所重视；词论研究的范围拓宽，一些重要词家的词学思想受到关注。
宋词与金元词因其共时性存在而为研究者注意。赵维江的《12-13世纪的南北词派及其关系》(25)对12-13世纪间词体文学的发展进行了相对全面的描述。此文认为，随着北宋灭亡南北分治的开始，词文学分化为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和北宗两大体派。这两大体派有各自不同的创作倾向和风格范式，但也始终存在着一个交流、互动和融合的关系；随着南宋灭亡，两大体派在大一统的政治地理环境和一体化的词坛格局中被消解了。陶然的《论北宋词与金词的传承关系》(26)一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金词对北宋词的传承，揭示了宋词与金词之间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有助于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词史。张再林的《宋词对白居易的受容及其文化解读》(27)从接受史的角度论述了宋词对白居易的受容，并从文化形态入手就宋词选择白居易作为接受对象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探讨。此文是打通文体界域进行文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词人群体研究在宋词研究中方兴未艾，将词人群体作为审美结构来描画一定历史时期的词坛风貌亦为研究者认可。诸葛忆兵的《徽宗词坛研究》(28)以20万字的篇幅勾画了徽宗时期的词坛状况，指出当时词坛存在“宫廷御用词人”和“废罢居家词人”两大词人群体，同时存在着“雅化”、“俚俗”和“诗化”三种创作倾向。论著描画了南北宋之交词史演变的动态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前代群分期线条过粗的缺陷，填补了词史空白。辛弃疾、苏轼、姜夔、吴文英等词坛名宿仍是作家个体研究的重点。邹云湖的《小议“词家吴文英如诗家李商隐”》(29)认为词至吴文英与诗至李商隐一样，都完全为创作主体的“我”驱遣而成了创作主体心灵世界的外化载体；并从“灵”的创作手法、“迷”的创作状态和“幽”的心灵内涵三个方面详加论述。此文是吴文英研究的又一创获。此外，吴洪泽的《禅悟与苏词的创造性》(30)、朱丽霞的《辛弃疾的“身份焦虑”及其文学表现》(31)也值得重视。

词论方面，顾易生的《关于李清照〈词论〉的几点思考》(32)和徐安琪的《试论欧阳修的词学思想》(33)值得注意。顾文反思旧说，认为李清照对词的音律提出严格要求，也展示了词律有其自由宽松的一面；她不仅不反对“以诗为词”，还力图兼采众美，以诗赋散文的表现手法来充实开拓词境。观点新颖，可备一说。徐文探讨了欧阳修词学思想的特定内涵，认为这标志着宋代词学思想的萌芽；这表明词论研究正在努力摆脱研究范围过于集中的困境。

宋诗

宋诗研究近几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今年宋诗研究成绩显著，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论文新见迭出，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拓展。

在广度方面，突出表现为研究领域扩大，出现填补空白之作。中国杂体诗存在已久，但除个别品种外极少有专门论及者。祝尚书的《论宋人杂体诗》(34)从杂体诗发育较成熟的宋代切人，论述了宋前及宋代的杂体诗，宋人的杂体诗创作理论，并分析了杂体诗在宋代盛行的原因及影响，从而揭示了杂体诗的总体风貌及发展规律。宋代田园诗是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高峰，刘文刚的《繁荣美奂的宋代田园诗》(35)对宋代田园诗进行了整体观照。文章认为宋代田园诗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宋代乡村的真实风貌，艺术上多有创新与开拓，创造出很多内容与艺术完美统一的佳作；它既是唐及唐以前田园诗的总结与继承，也为后来田园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宋诗体派、宋诗时段、宋诗名家、宋代诗论以及宋诗与政治、禅学的研究等进一步深入。周裕锴的《诗可以群：略谈元祐体诗歌的交际性》(36)从诗歌功用的角度探讨元祐体诗歌，认为交际性是元祐年间苏轼文人集团唱酬诗的突出特征，它把“诗可以群”的功能推向极致，扩大了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应起的积极作用。方勇的《论宋亡“诗史”》(37)从诗歌接受的角度观照宋末诗坛，认为宋末士子对杜甫“诗史”精神的认识比唐人更为深刻，在艺术形式上也有了重大突破和发展；汪元量和舒岳祥则以其诗歌长卷成了我国“诗史”发展史上的两座里程碑。莫砺锋的《论杨万里诗风的转变过程》(38)论述了杨万里诗风的具体转变过程，指出杨诗转变的几个阶段及其关键时期，从而对“诚斋体”的风格特征作了新的说明。傅璇琮、孔凡礼的《陆游南郑从军诗失传探秘——兼论南宋抗金大将王炎的悲剧命运》(39)揭示政治事件对文学的影响。文章在反复考论的基础上认为，陆游在南郑写了从军诗百余首，但这些诗受到王炎政治悲剧的牵累佚失了；这是政治事件造成的对文学事业的损害，应引起应有的注意。周裕锴的《梦幻与真如——苏、黄的禅悦倾向与其诗歌意象之关系》(40)讨论了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禅悦倾向的两种类型——梦幻与真如，并分析了禅悦倾向对诗歌意象选择和诗歌风格的影响，是本年度将宋诗与禅学结合起来研究的代表性论文。严羽及其《沧浪诗话》是诗论研究的重点。赵永纪的《严羽风格论的历史地位》(41)认为，严羽对诗歌风格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辨析，建立了比较系统的风格论，在他的《沧浪诗话》中，中国古典诗学的风格论已经完全成熟。此外，张宏生的《边缘文人和超前意识——考察严羽诗歌理论的一个角度》(42)、刘勉的《论〈沧浪诗话〉的诗学体系》(43)、张健的《对于严羽著作几个问题的再考辨》(44)都是有分量的论文。

散文及其他

宋代散文研究相对薄弱。论文数量少，研究范围相对集中，但中间不乏上乘之作。如李秀丽的《韩愈之后第一人——论欧阳修对韩愈及古文运动的承继与传扬》(45)一文从历代文人的诸多评说中理出欧阳修对韩愈及古文运动的承继、传扬的脉络，从而探索出欧韩之间的一线文脉，视角新颖。周楚汉的《唐宋八大家文章论》(46)则发前人所未发，从文气、文道、文用等方面论述了唐宋八大家的“道法”文章论，说明他们的理论标志着我国文章理论进入了成熟发展阶段，是建构现代文章学理论的宝贵资源。

小说、戏曲研究方面，马珏玶的《宋元话本叙事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47)强调了宋元话本的男性叙事视角，是社会性别研究的又一成功之作。庆振轩的《宋金“影戏”考》(48)对宋金“影戏”给予了全面观照，对戏曲研究有重要意义。

(1)(2)(6)《文学遗产》2001年第2期。

(3)《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

(4)(8)《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5)(15)《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

(7)《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9)《江海学刊》2001年第3期。

(10)《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

(11)《中州学刊》2001年第4期。

(12)《李杜诗学》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13)《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4)《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

(16)《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17)(20)《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
(18)《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

(19)《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

(21)《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4期。

(22)《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

(23)《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24)《柳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25)《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26)《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

(27)(33)《中国韵文学刊》2001年第1期。

(28)《徽宗词坛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29)《中国韵文学刊》2001年第2期。

(30)《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31)《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32)(40)《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

(34)《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35)《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6)《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5期。

(37)《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38)《求索》2001年第4期。

(39)《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

(41)《南开学报》2001年第1期。

(42)《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43)《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44)《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45)《阴山学刊》2001年第3期。

(46)《江汉论坛》2001年第7期。

(47)《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48)《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