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济州钜野人。他曾任神宗国史编修官，故称晁太史；慕陶渊明，晚年葺归来园，又号归来子。晁补之禀其家学，聪明强记，很小就显示出写作才能，得到王安石的称许。十七岁那年，他作《钱塘七述》拜谒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苏轼读了他的作品，就打消了写杭州风物的念头，感叹说：“吾可以阁笔矣！”晁补之于元丰二年（1079）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为第一名。神宗阅其文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元祐中（1086-1093），晁补之自葺所作，名为《鸡肋》，取“裒而藏之”之意，但并未编定成集。直到绍兴七年（1137）年，其弟晁谦之才缀合他在元祐以后所作，编定为《济北晁先生鸡肋集》[1]七十卷。此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还著录有《晁无咎词》一卷[2]。晁补之的学问袭晁文元公一系，精术数，通佛、老：“既于书内外无所不观，下至于阴阳术数，皆研极其妙，其祸福往来先言之。……公少好读庄、老书，通其说，即自以为未至，学于佛，而求之其心泰然若有得也，及属纩，精爽不乱。”[3]其治史之作有《左氏春秋杂论》一卷[4]，其治《易》之作有《杜舆子师字说》，被苏东坡评为“富于言而妙于理者。”[5]他突出的学术成就体现在楚辞研究上。《宋史》本传称他“尤精《楚辞》，论集屈、宋以来赋咏为《变离骚》等三书。”

一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有晁补之《重编楚辞》十六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尤袤《遂初堂书目》著《重定楚辞》、《续离骚》、《变骚》三书，不著卷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重定楚辞》十六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宋史"艺文志》著《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宋陈造认为三书可能作于晁补之学力既定之后。[6]诸书除《重编楚辞》现存二、三卷之外，[7]其余早已亡佚。《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三十六载《离骚新序》（上、中、下）、《续楚辞序》、《变离骚序》（上、下），论其编撰之由甚详。朱熹《楚辞集注》、《楚辞后语》、《楚辞辩证》、祝尧《古赋辩体》[8]、《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9]、《増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10]、《柳河东集》[11]、《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目录》[12]诸书注中亦多有引述，我们能从中窥探到晁补之辞赋学上的基本情况。考诸官私书录，由隋及唐，楚辞学衰微。至宋代，受时局及士人心态影响，关注楚辞的学者日益增多。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洪兴祖补注楚辞，就曾参校十四、五家藏本，姚廷辉、欧阳修、苏东坡、孙莘老、苏子容诸家都曾手批过《楚辞》。但真正对《楚辞》进行系统研究的，晁氏当推宋代第一人。
《楚辞》本指屈、宋辞作，最早以单篇流传，刘向合时贤所作，编订成书，辑《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和《九叹》为《楚辞》，共十六卷。当时，刘向奉命校经、传、诸子、诗、赋，不过是“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13]而已，并没有对楚辞十六篇进行认真地编次。王逸作《楚辞章句》，另于篇末加《九思》一编，为十七卷，其编次也不得而知。直到了宋代，楚辞的编次问题才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洪兴祖从吴郡林虙德祖处得古本无名氏《离骚释文》一卷，[14]于《楚辞补注》中附录《释文》篇次为：《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15]洪氏据王逸《九章》注中有“皆解于《九辩》中”一句，而《释文》本《九辩》列于《九章》前，故推定《释文》的篇次出自旧本。陈振孙也认为《释文》本篇次为旧本，旧本原来没有编序，洪兴祖所补王逸本编序是后人根据作家出现先后重新排定的。朱熹则推测洪兴祖《楚辞补注》编次来自陈说之。[16]观洪补《楚辞》，基本上以“作者先后次序之”。但对同属屈原所作的八篇作品，洪氏却没有说明其排序根据。晁补之不满此前《楚辞》诸本的编目，作《重编楚辞》，按照自己的标准对楚辞的顺序和篇目都进行了调整。

今迁《远游》、《九章》次《离骚经》，在《九歌》上，以原自序其意，近《离骚经》也。而《九歌》、《天问》乃原既放，揽楚祠庙鬼神之事以摅愤者，故迁于下。《卜居》、《渔父》，其自叙之余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奥，疑原作，非景差辞，沉渊不返，不可如何也，故以终焉。为《楚辞》上八卷。《九辩》、《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辩》原作），其声浮矣。《惜誓》弘深，亦类原辞，或以为贾谊作，盖近之。东方朔、严忌皆汉武帝延臣，淮南小山之辞不当先朔、忌。王褒、汉宣帝时人，皆后淮南小山，至刘向最后作。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汉以前文也，为楚辞下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旧录云。[17]

晁补之将十六卷楚辞分为上下两部，上部集屈原遭忧所作八卷，下部集宋玉以下作家作品八卷。上八卷按作品内容分为四大块，一是政治抒情意味较浓的《离骚》、《远游》和《九章》，二是带有地方宗教色彩的《九歌》和《天问》，三是有自我解脱意味的《卜居》、《渔父》，最后以沉渊不返的《大招》结尾。这是在中国楚辞学史上首次对屈原作品进行如此严谨的分类。如摒除作品归属上的纠葛，从内容上看，这种分类标准统一，切实可行。下八卷集屈原以外其他作家相关作品八篇：《九辩》、《招魂》、《惜誓》、《七谏》、《哀时命》、《招隐士》、《九怀》、《九叹》。下八卷都是西汉以前的作品，却并未完全按作者先后排序。淮南王刘安于元狩元年（前122）即因谋反罪被汉武帝赐死，其家臣淮南小山应先于东方朔和严助。晁补之认为东方朔、严忌为汉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为家淮南王家臣，廷臣应在家臣之前，所以将三者按尊卑排序。这是以礼序文，与以时序文的标准不合。朱熹批评晁补之的编序为“徒能移易用其篇次”，一笔抹杀晁氏在《楚辞》编次上的贡献，无疑是不当的。

此前《楚辞》注本对十六篇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各有不同。据洪兴祖所记，《释文》本无经传之分，一本《九歌》至《九思》下皆有“传”字。而据朱熹《楚辞辩证》却言晁补之《重编楚辞》下八卷篇目下都有“传”字，以明“非正经”之意。[18]可见，晁氏用经和传来比拟上八卷与下八卷。《左传·隐公元年》曰：“经者，常也，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传者，传也，博释经意，传示后人。”元人祝尧说：“晁氏《续骚》《九辩》、《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鵩赋》、《哀时命》、《招隐士》凡八题悉谓之传，盖屈原为作者，玉乃述者尔。”较之他著：洪兴祖补注《楚辞》只称《离骚》为经；朱熹《楚辞集注》称《离骚》为经，屈作为离骚，屈作以外续离骚。洪氏此说未指明屈作与其他作家作品之关系，朱熹“续离骚”一称来自晁补之，但又不能指明刘向所录《楚辞》与其他骚体之关系，故其《楚辞集注》篇目略显混乱。刘向为西汉人，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为刘向所经见而不入《楚辞》，朱氏擅自补入。更有甚者，朱氏以深切疾痛为标准，删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使向辑《楚辞》面目有失，亦非谨慎之举。“深于经术”的晁补之认为王逸是东汉人，刘向所录为西汉以前作品，为禀刘向旧录，《重编楚辞》不收《九思》，而将其编入《续离骚》中。显然，晁氏的做法比朱熹更为谨严。明人毛表曰：“其《九思》一篇，晁补之以为不类前人诸作，改入《续楚辞》，而紫阳并谓《七谏》、《九叹》、《九怀》、《九思》平缓而不深切，尽删去之，特增贾长沙二赋，则非复旧观矣。”[19]

二

晁补之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肯定了屈原的人格。他没有象王逸、刘勰那样以文论人，纠缠于屈作与《诗》之间的寻章摘句式的比较，他认为“《诗》虽亡，至原而不亡”的原因就是“原爱君如此，是原有力于诗亡之后也”，“世是所以贤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于今不废也。而后世奈何独窃取其辞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类而无愧。”洪兴祖接着指出屈原：“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楚辞总论》）朱熹作《楚辞集注》，就对以上观点大加阐发，说屈原一切不合中庸之道的言行“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楚辞集注·序》）。从晁补之的“爱君”说到朱熹的“忠君爱国”说，宋人终于完成了对屈原精神的重构，并使之成为宋代以来士大夫的精神品格之一。

不仅如此，晁太史还从学统上论证了屈原的历史地位。

并以时考之，知原虽不纯乎荀、孟，于其中间，非异端也。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鲁平公同时，而司马迁《史记》表问：“何以利吾国”，盖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是岁齐宣王之七年，楚威王之四年，后七年而楚怀王始立，立三十年而原谏王无入秦，卒入秦死。襄王初年而迁原，原迁九年无几何死矣。推而上之，去梁惠王问利国与齐宣王七年时，盖四十七年矣。而鲁平公元年则楚怀王之十五年也，若孟子见平公在其初年，则至原迁之九年，盖二十四年矣。虽《史记》不言孟子见宣王之年，以其时考之，远者盖四十七年，近者二十四年，又其近者，同时也。孟子见梁惠王乃在楚威王时，惠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于是称“叟”，孟子已老矣。而原不及事威王，故孟子与原接而原后于孟子。又《史记》荀卿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而刘向叙荀子云：“齐宣王时聚学士于稷下。荀卿十五始来游学，至襄王时，最为老师。”按宣王立十九年卒，至襄王元年四十一年矣，而稷下之学乃在孟子、淳于髠时。使荀卿游学时已五十，顾与孟子并，安得至襄王而尚存哉？故刘向云：‘十五始来游学而老而为襄王师’是也。楚顷襄王迁屈原，屈原迁九年，无几何亦死矣。又五年，齐襄王始立。计屈原之死，卿尚幼也。至楚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而李园杀春申君，荀卿始废。自此推而上之，至原之死，盖五十余年矣。故原与荀卿接而后于原。又《孟子》载《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而屈原辞曰：“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浊吾足。’遂去不复与言。”则屈原此歌，盖言孟子事也。《渔父篇》曰：“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子《不苟篇》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其谁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扌或扌或者哉？”则卿此书，盖因原辞也。凡言语文章之相祖述，多其当时口所传诵，从古而然。此皆古诗楚辞之流也，其习而传者，虽至于今可知也。”
韩愈《原道》理儒家之学统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20]晁补之续韩愈之论，博考史子，系之于诗文，认为屈原并非异端，而是处在孟子、荀子之间，为儒家学统不可断绝的重要环节。他的论证在刘安、司马迁、王逸纯以文论屈原之外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以学统论屈原，在更深层次上回击了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驳。

三

自《楚辞》流传以来，历代都有祖其体式的作品问世。晁补之认识到这种体裁不同于诗。他不同意班固与刘勰依诗立义，对《离骚》进行批评，他说二人：“所论必诗之正，如无《离骚》可也。”于是，晁补之“尝试自原而上舍《三百篇》求诸《书》、《礼》、《春秋》他经如《五子之歌》、《狸首之斑》”，以探其源，又辑荀卿、宋玉、以下至王令类骚之作，编为《续楚辞》、《变离骚》共四十卷，收录诸家作品共一百五十六篇。这是继刘向之后，首次对后代楚辞体作品进行大规模辑录。据《郡斋读书志》所载，《续楚辞》所辑六十篇，或为文、或为赋，都是与楚辞类似的作品。《变离骚》所收九十六首，则是与楚辞更为疏远一点的作品。《续楚辞序》、《变离骚序》（上、下）二序所及作家作品为：荀卿《成相》、《佹诗》、《礼》、《知》、《云》、《蚕》、《箴》；宋玉《髙唐》、《大言》、《小言》、《登徒子》；汉武帝刘彻《瓠子之歌》；贾谊作品不详；刘向作品不详；息夫躬《绝命辞》；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李夫人赋》、《长门赋》；扬雄《反离骚》、《广骚》、《畔牢愁》，《甘泉》、《羽猎》；班固《幽通赋》；曹植《洛神赋》、《九愁》、《九咏》；王粲《登楼赋》；陆机作品不详；陆云作品不详；摰虞《思游赋》；鲍照《芜城赋》；江淹作品不详；李白《鸣皋歌》；王维作品不详；元结作品不详；顾况作品不详；刘禹锡《问大钧》；独孤及《招北客文》；柳宗元作品不详；韩愈《琴操》四首；杜牧《阿房宫赋》。晁序云：“至于京都、山海、宫殿、鸟兽、笙箫众器指事名物之作，不专于古诗恻隠规诲，故不録。”《文选》赋有京都、宫殿、江海、鸟兽、音乐（收王褒《洞箫赋》、潘安《笙赋》等作）诸目，可知晁氏所录梁以前作品，大多以《文选》为本。参以《文选》，则二书应录陆机《叹逝赋》、《文赋》；潘安《籍田赋》、《射雉赋》、《西征赋》、《秋兴赋》、《闲居赋》、《怀旧赋》、《寡妇赋》；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孙绰《游天台山赋》；谢惠连《雪赋》；谢希逸《月赋》；张衡《思玄赋》、《归田赋》；向秀《思旧赋》；江淹《恨赋》、《别赋》。朱熹作《楚辞后语》，自言“以晁氏所集录《续》、《变》二书刊补定者”[i]，以之推考晁氏所辑有《易水歌》、《越人歌》；项羽《垓下帐中歌》；刘邦《大风歌》、《鸿鹄歌》；贾谊《吊屈原赋》；汉武帝刘彻《秋风辞》、《天马歌》；刘细君《乌孙公主歌》；司马相如《哀二世赋》；班婕妤《自悼赋》；张衡《思玄赋》；蔡琰《悲愤诗》、《胡笳》；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元结《引极》；王维《山中人》、《望终南山》、《鱼山迎送神曲》；顾况《日晚歌》；韩愈《复志赋》、《闵已赋》、《别知赋》、《讼风伯》、《吊田横文》、《亨罗池》、《琴操》（《将归操》、《龟山操》、《拘幽操》、《残形操》）；柳宗元《招海贾文》、《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吊屈原文》、《吊苌弘文》、《吊乐毅文》、《乞巧文》、《憎王孙文》；李翱《幽怀赋》；王安石《书山石辞》，苏轼《服胡麻赋》、黄庭坚《毁壁》；刑居实《秋风三叠》。朱熹序《寄察氏女》曰：“晁氏录其少作两赋而独遗此”，考诸《临川先生集》[ii]，王安石骚赋三首，少作应为：《历山赋》、《思归赋》。考《柳河东集》注文，二书录柳宗元《骂尸虫文》、《憎王孙文》、《宥蝮蛇文》、《瓶赋》、《晋问》，扬雄《酒箴》。考《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注文，二书尚录苏轼《前赤壁赋》、《屈原庙赋》、《秋阳赋》、《中山松醪赋》。另《郡斋读书志》载，二书以王令收轴，未著篇目，殊不可考。

从上所窥，《续楚辞》、《变离骚》二书所收作品，先秦以荀卿、宋玉为中心，两汉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中心，三国六朝以潘安为中心，唐以韩愈、柳宗元为中心，宋以苏东坡为中心。唐以前作品取格偏宽，多从《文选》，唐以后作品取法稍严，重在骚怨之情。朱熹评之曰：“凡词之如骚者已略备矣。”由于晁氏过多参照《文选》，往往偏离以体录文的原则。他说宋玉《高唐》、《大言》、《小言》、《登徒子》诸赋靡甚，不类原作，但仅以作者为楚人而录入，这是以人录文；《子虚》、《上林》、《甘泉》、《羽猎》、《大人》、《反离骚》诸篇辞虽闳阔，然终归之于正而录入，这是以义录文；《李夫人赋》、《长门赋》非义理之正，但因其词浑丽不可弃而录入，这是以辞录文。陈振孙批评说：“《续》、《变》二篇皆楚辞流派，其曰“变”者，又以其类《离骚》而少变也。《新序》三篇序其意甚详，然其去取之际，或有不可尽晓者。”朱熹说：“晁书新序多为义例，辨说纷挐而无所发于义理”。故裁去三分之二，删补成五十二篇，以时为序，编成《楚辞后语》。元人祝尧在晁氏三书的基础上写成《古赋辩体》八卷，所收除加入山海、鸟兽类数篇赋作外，其余大体从《续楚辞》、《变离骚》中来。与之不同的是，祝氏更能剪除烦芜，增补精要，目为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和宋体五体，“欲因其时代之高下而论其述作之不同。”[iii]从所收文体来看，有赋、文、诗、操、曲、骚、问、辞、箴等。晁氏以史家眼光看文体演变，认为：“诗之流至楚而为离骚，至汉而为赋，其后赋复变而为诗，又变为杂言、长谣、问、对、铭、赞、操、引，苟类出于楚人之辞而小变者。”[iv]陈造曰：“归来子之于《楚》、《骚》古今正变之意，备且尽矣。”[v]元人祝尧在此基础上，选取后骚、文、辞、操、歌五体，录入《古赋辩体》外集二卷，以辩辞赋之正变源流。从所选作家来看，有所谓“非愧原者”，如荀卿、贾谊、扬雄、韩愈等；有所谓“愧原者”，如息夫躬、柳宗元、刘禹锡等。但晁氏论人颇为通达，如论扬雄曰：“又扬雄为《反离骚》，反与变果异乎？曰《反离骚》，非反也，合也。盖原死，知原惟雄。雄怪原文过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尝不流涕也。以谓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乃作书，往往摭其文而反之。虽然，非反，其纯洁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则是《离骚》之义待《反离骚》而益明。何者？原惟不为箕子而从比干，故君子悼，诸不然与日月争光矣。雄又旁《离骚》作《广骚》，旁《惜诵》而下作《畔牢愁》，雄诚与原异，既反之何为复旁之？”晁氏虽不赞成扬雄保身之议，但能以意逆志，深窥其用心。朱熹因扬雄曾为莽大夫而讥之曰：“雄乃专为偷生苟免之计，既与原异趣矣，其文又以摹拟掇拾之故，斧凿呈露，脉理断续，其视宋、马犹不逮也”，“雄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离骚》之谗贼矣”[vi]。朱氏更带移世论人，影射时局之偏颇。晁补之论息夫躬、柳宗元、刘禹锡诸人，亦不以其不忠之过而贬斥其文。

四

晁补之仿王逸《楚辞章句》之例，在《续楚辞》、《变离骚》二书中所收诸作前都置一小序。

二书在所录梁以前作品之前略述作者撰述之由，往往言简而意赅，显示了晁太史的史才与史识。李善注《思玄赋》，言张衡为“汉和帝侍中”，[vii]李周翰亦言：“诸常侍皆恶直丑正，危衡，故作是赋。”[viii]晁氏序曰：“《思玄赋》者，汉侍中张衡之所作也。顺帝引在帏幄，讽谕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已，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犹共危衡。衡常思图身之事，以吉凶隐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云。”此段改“和帝”为“顺帝”，改“常侍”为“宦官”，与《后汉书·张衡传》所载相合。晁补之对柳宗元、韩愈作品的序言尤为详赡。《惩咎赋序》总括《新唐书·柳宗元传》来说明柳宗元的写作意旨，《闵生赋序》、《梦归赋序》则引用柳宗元给萧亻免、许孟容的书信来深析其内容。韩愈《吊田横文》、《复志赋》、《别知赋》、《闵己赋》、《亨罗池》等篇前的序文都能于新、旧《唐书》中考其本末，征引书信，以明其撰述之由。如《复志赋》序曰：“《复志赋》者，唐文公韩愈之所作也。其自叙云：‘愈从陇西公平汴州，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退休于居，作《复志赋》。’以唐书考之，西公盖董晋也，汉仲舒之后，自广川徙陇西云。初，贞元十一年宣武李万荣死，李乃作乱，邓惟恭缚乃以归朝廷，伏诛。德宗诏晋节度宣武军，始奏愈观察推官。晋受命，不召兵，直造汴，惟恭谋乱，晋觉之，械送京师，军廼安。愈序称明年，则贞元十二年也。盖愈自伤幼学，既壮而弗获，思复其志，以晋知已，欲去未可云。”朱熹作《楚辞后语》，自《思玄赋》、《悲愤诗》、《复志赋》至《幽怀赋》共十九篇都别无他序，作《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往往撷取晁氏所序，由此可见晁氏考订之精要。《乞巧文》、《吊屈原文》的序言能考诸经史，参校前文，以释题意。如：“《乞巧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传曰：周鼎铸倕而使吃其指，先王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故子贡教抱瓮者为桔槹，用力少而见功多，而抱瓮者羞之。夫鸠不能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鸠之鸣逝兮，吾犹恶其佻巧。’原诚伤世浇伪，固诋拙以为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然矣，甚之也。柳宗元之作，虽亦闵时奔骛，要归诸厚，然宗元愧拙矣。”

晁补之序也有品评高下之语。《长门赋序》：“此讽也，非《高唐》、《洛神》之比。”《登楼赋序》：“粲诗有古风。《登楼》之作，去楚词远，又不及汉，然犹过曹植、潘岳、陆机等咏闲居怀旧众作。盖魏之赋极此矣。”他序顾况《日晚歌》曰：“可与王维相上下”。晁补之以讽谕为准的，认为曹植赋文胜于质，“赋之卑弱自植始”；又以时代为度衡，认为曹植赋不及汉赋，陆机、陆云赋不及曹植赋，愈流愈远，梁文更加卑弱。晁补之的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了祝尧的赋论。祝氏《古赋辩体》论古赋之流变，由古赋而及俳赋，由俳赋而及律赋，由质趋文，渐失古赋之体。明代徐师曾作《文体明辩》、清康熙作《历代赋汇序》都袭用之。

晁补之追溯赋作的体格源流，也颇见其敏锐的洞察力。如，他论《骂尸虫》、《憎王孙》、《宥蝮蛇文》、《讼风伯》取意于《离骚》；《瓶赋》衍扬雄《酒箴》之意；《晋问》取法《七发》；《招海贾文》出自《大招》；《囚山赋》反《招隐士》而言之。有些论作品风格的序言，更是情致盎然。如《引极序》：“结性耿介，有忧道悯俗之意。天宝之乱，或仕或隐，自谓与世聱牙，故其见于文字者，亦冲淡而隐约。譬古钟磬不谐于里耳，而词义幽渺，玩之悠然，若有尘外之趣云。”

晁补之《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三书对辞赋学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素。他充分肯定了屈原的忠君品格，并在学统上论证了屈原的正统地位，为后代学者重构屈子精神导夫先路。他是辞赋史上第一个大规模辑录骚体作品的学者，所收作品纵贯先秦及宋诸代，横括赋、文、诗、操、曲、骚、问、辞、箴各体，朱熹在此基础上剪除烦芜，由粗转精，编成《楚辞后语》；祝尧在此基础上依时代品其高下，别文体辩其异同，辞赋研究格局豁然开朗。他的序文或征史传、或引书信、或析文章，深究作者撰述之由，精辩作品渊源流别，其品评之语，亦博而可采。晁补之注《楚辞》，不但移易其篇次，还对王逸注中某些“浅陋非原本意”的部分“删而存之”，是继南朝宋何偃《楚辞》删王逸注十一卷[ix]之后对王逸注的修正。稍后的洪兴祖作《楚辞补注》，全遵王注而补之。[x]朱熹作《楚辞集注》，于增删之中抒性情，正义理，隐括成篇。较之晁、洪二人，晁补之为宋代辞赋学风的先导，洪兴祖为汉代辞赋学风在宋代的终结；较之晁、朱二人，朱熹完成了将宋代辞赋学纳入理学思想的整体构建，晁氏对以祝尧为代表的元、明后以辩体为务的辞赋学风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