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文彬
西班牙位于欧洲西南伊比利亚半岛上，东北以比利牛斯山与法兰西共和国为界，东部和东南部临地中海，南端隔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的摩洛哥相望，西邻葡萄牙，北临比斯开海湾。

在欧洲，西班牙曾经以海上强国著称，但到19世纪以后就衰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取得胜利后，重建家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很大发展。新中国成立，中西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后，中西文化交流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1988年10月4日，新华社发自马德里的消息：“《红楼梦》西文译本在西班牙出版”，中国《光明日报》等大报以显著位置报导了《红楼梦》西游的新闻，引起了中国广大红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毫无疑问，《红楼梦》西班牙文版的诞生，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又添了新的一页。

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
中西文化交流可以上溯到16世纪中叶，1576年西班牙圣奥斯汀会地理学家拉达（Martinusdekada）来到福建沿海即为开端。大家知道，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首先需要熟悉中国语言，他们非常注意拉丁化拼音，编写字典，作为他们同中国人交往的语言工具。拉达在福建沿海考察了泉州土音（闽南话），用西班牙文编写了第一部中外合璧的《华语韵编》。在此之后不久，另一个圣奥斯汀会士贡萨莱斯·德·门多萨曾于1577年、1579年和1581年三次来中国旅行，并于1585年在罗马出版了西班牙文的《中华大帝国趣事、礼仪和风俗通史》，成为欧洲许多国家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地理的极为重要的著作。1684年，西班牙教士华罗又写了一本《官话简易读法》，为西班牙人学习中国官话提供最简易的读本。后来，这部“简易读法”还译成了拉丁文，流传到欧洲的其他国家。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西方人一直对东方有一种神秘感，他们不断派出航海家、地理历史学家，还有一些冒险家乘船到东方来探险。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之后，西班牙的教会也开始向东方派遣传教士。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人凭借武力首先征服了菲律宾，接着于1619年由多明我会派教士进入了我国的台湾省，开始了传教活动。教会文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为后来的中国和西班牙的文化交流起到过积极作用。随着西班牙传教士在华活动，中国的文化典籍也逐渐传入了西班牙，如蒲松龄的《聊斋》故事，西班牙传教士很早就以西汉对照的形式介绍给西班牙人。尽管这些片断的译文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供教士学习汉语用，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班牙的文学作品开始引起中国文学家们的重视，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的著作中就曾对9位西班牙作家和作品做过详细的评论和介绍。鲁迅先生本人还翻译过巴罗哈著《山民牧唱》①。西班牙著名古典小说家塞万提斯著《吉诃德先生传》在中国有伍实、傅东华、杨绛等人的不同译本，并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吉诃德的形象，给中国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建立后，从1951年到1990年四十年间，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外国文学出版社就陆续出版了西班牙古典文学近二十种，其中有小说《堂吉诃德》、《小癫子》、《三角帽》（亚拉尔孔著）、《悲翡达夫人》（迦尔杜斯著）、《茅屋》（伊巴涅斯著）等，诗歌《洛尔迦诗钞》、《阿尔贝蒂诗选》等；戏剧《羊泉村》（洛卜·德·维迎著）。这些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出版，使中国人民对西班牙人民的文化成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增进了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八十年代，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发展。曾经在中国北京大学学习过的女汉学家拉乌雷阿诺·拉朱雷斯曾首先翻译了《聊斋志异》，并干1985年由西班牙联合出版社出版。接着，1988年9月28日，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大学首次出版发行西班牙文版的《红楼梦》全译本。

梦萦红楼西游记

格拉纳达大学位于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城内，是西班牙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具有450多年的历史。这所大学有师生4万多人，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被誉为西班牙的一座文化历史名城。长期以来，格拉纳达大学一直想建立一个东方文化中心，重点传播中国文化。为此，该校同北京大学签订了校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协议。1986年，格拉纳达人学副校长在访华期间与北京外文出版社接触中，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登峰造极的文学作品”，当即同意由格大负责在西班牙出版发行。
《红楼梦》西班牙文译本，最初是由北京外文局请一位拉美朋友根据著名翻译家、红学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英译本《红楼梦》改译的。初稿与中文原著的原意有出入，而且原小说中的诗词曲赋几乎全部未译。格大接受出版发行之后．于1987年成立了《红楼梦》出版委员会，并由该校秘书长加西亚，卡萨诺瓦先生出而邀请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赵振江副教授与西班牙青年诗人、正在格大攻读文学博士学位的何塞·安东尼奥·加西亚·桑切斯合作共同整理和改译初稿。赵振江先生在《西文版‘红楼梦）问世的前前后后》②一文中对改译工作曾有如下的回忆：

我们的校订工作是在外文局提供的译文的基础上进行的。这部两千多页的打字稿是从英文转译的。它曾在西班牙一家颇有名气的出版社滞留了四个多月的时间，最终还是被退了回来。在看过稿件之后，我们觉得至少要做三件事：(1）书中的诗词要重译；(2）要按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版本进行校打并重新进行注释（原译稿中注释很少）;(3)鉴于西班牙人对中国文学所知甚少，作为西文的第一部中国古典名著，我们认为译文的风格要尽量白然、流畅，使人读起来不致沉闷。此外，该书既然是在西班牙出版，自然要改变译文的南美风格。

整理、改译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亚于一次重译。赵教授与何塞·安东尼奥朝夕相处，共同担负这项艰巨的工作。他们修改之后经过讨论，再把稿子交给哈维尔·埃赫亚、何塞·蒂多、哈维尔．胡拉多、何塞．古铁尔等诗人传阅并提出意见并帮助修改。对诗词曲赋的改译工作经过，赵振江先生回忆中写道：

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部分当然是诗词。为了保证译文的忠实，首先由我做两种翻译：一种是不管外语的语法结构，逐字硬译，“对号入座”。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使何塞对原诗的“本来面目”有个总的印象，以弥补他根本不懂汉语的缺欠。缺点是许多地方他根本看不懂，莫名其妙，因此，要根据西班牙文的语法规范再翻译一次。何塞在这两种译文的基础上进行加工，使之符合西班牙语诗歌的韵律。

赵先生提出的问题是《红楼梦》外文译本翻译过程中存在的共同问题。许多国家在翻译《红楼梦》时采取摘译或节译的方式，多是由于原著中的诗词曲赋太艰深难译而造成的。因此，我们可以领会到一部外文全译本《红楼梦》的诞生是多么不容易，又是多么珍贵！

除了诗词曲赋之外，西文版《红楼梦》在翻译、改译中同样遇到了大量难懂难注的词语、典章制度、风俗、游艺、服饰、建筑、园林等方面的专门性名词，需要注释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对中国读者尚且如此，对外国读者就更加可想而知了。赵先生回忆中说：

还有一些人名的翻译也很伤脑筋，比如香菱，按理；说并不难译，按植物名直译就可以了。但谁知在西班牙境内没有菱角这种植物，自然就没有相应的名字。经与植物学学者兼诗人何塞·蒂多研究，美在欧洲有四角菱、二角菱和乌菱之分，但无西班牙语名字，只能用拉丁文。原译文中的西斑牙文中名字当革葬，而不是菱。经再三斟酌，只好将“英”改译为“睡莲”了，与英莲的“莲”是同族，似乎也符合香菱姑娘的美好形象。不知曹公英灵，可应允否？真是难为译者们了，一个“香菱”的名字尚如此费心斟酌，可想那不胜枚举的各类词语该花费译者们多少心血了！“香菱”译为“睡莲”确实很美，“莲”字又与“睡莲”之“莲”同族，似乎贴切，但“英莲”含义“应怜”之意却失去了，这恐怕是译者很难顾全了。那么。小说中许多具有双关、谐音的词语，其意义也就难使读者从字面上了解到了。

尽管如此艰难，但西文版《红楼梦》终于1988年9月28日问世了。第一卷第一版的2500册统统被一家发行公司买走，并在一个多月内售完。这对一个大学出版社来说，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一本八百七十五页的小说，而且仅仅是第一册，还有另外两册待出版，在一个四千万人口的国度，这样的销售情况的确是令人振奋的”。现在西文版《红楼梦》第三册也已出版了，正如赵先生所说：“作为一个红学爱好者，我为曹雪芹先生的光辉著作在西班牙受到欢迎而感到由衷的喜悦。”

西班牙人眼里的《红楼梦》

当格拉纳达大学接受出版发行西文版《红楼梦》的时候，西班牙《国家报》曾子1987年11月10日就作了报道。而在西文版《红楼梦》出版时，格大在文化中心马德拉萨宫举行了隆重的发行仪式，并邀请了北京外文局杨宪益等专家学者出席发行仪式。与此同时，格大在校总部举办了我国青年女画家巍女士的《红楼梦》人物画展。为第一卷的发行，穆尔西亚地区的“思想：文化、艺术季刊”《波斯达塔》曾在中国文化专号上发表小说的第17回，并附有赵振江与何塞共同撰写的短文《曹雪芹与红楼梦》，在专门发表文学新作的杂志《比特索克》上发表小说第18回，格拉纳达大学校刊为特别副刊发表小说第一回，并附有何塞·蒂多写的短评《西文版〈红楼梦〉：雄心勃勃的出版业绩》。毫无疑问，这些发行前夕的宣传和盛大的发行仪式，充分显示了西班牙人民对《红楼梦》的喜爱之情。

西班牙的学者对《红楼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格大副校长胡安·弗朗斯科·加西亚·卡萨诺瓦（曾任校秘书长）在西文版《红楼梦》前言中曾写道：

阅读曹雪芹的巨著《红楼梦》使我们无法平静，它向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情节，从而使我们对中国文化和智慧的无限崇敬更加牢固，对西方的传统来说，这种祟敬几乎向来是直观而朦胧的。

他在评论西文版《红楼梦》出版意义时说：

对格拉纳达大学来说，此书的出版意味着极大的光荣和优越感，因为格大首先把这智慧和美好的极其丰富的遗产译成了西班牙文，尽管它早已被译成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希腊文、日文、匈牙利文、罗马尼亚文……在第一卷西文版《红楼梦》出版之后，新闻媒介掀起了一股“红楼热”：全国性文学刊物ABC杂志于1989年第2期的“书评家推荐书目”中有两位评论家同时推荐《红楼梦》。紧接着在下一期上又发表了华金·马尔科评介第一卷《红楼梦》的文章，《阅读》、《吉梅拉》等文学杂志也相继发表评介和推荐文章。与报刊同时，格拉纳达地区的电台和西班牙电视二台还不止一次地播放过有关《红楼梦》的专访。这股“红楼热”出乎人们的意料，它的热烈程度和深远的影响是我们在短时间内还难于估量的。正如1989年5月3日在格拉纳达地区最重要的报纸《理想》＿上发表的一篇格大出版社社长马诺罗·巴里奥斯先生访问记中所说：

这部中国小说的译本在全国吝地所一赢得的反响促使我们大学出版社要改变自己的方针，我们要与那丑陋的、令人反感的图书决裂……

正是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之下，格大出版社又一个“雄心勃勃”的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目标―翻译出版我国的另一部古典名著《金瓶梅》的计划正在进行中。

16世纪中叶，西班牙传教士曾在传播中国文化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今天格大担起了促进中西两国文化交流的先锋，《红楼梦》西文版的出版，即是一个美好的开端！

注..

①参见鲁迅《集外集拾遗·文艺论丛》,1929年“鲁迅译文集，第8卷，第400页，1934年。
②载《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3期，以下引文均转引此文。

【原载】《红楼梦》在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