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光汉
【内容提要】

曹雪芹是否曾经在定居北京后重回南京?作者根据已掌握的史料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乾隆二十四年(1759)春以前曹雪芹在北京，当年夏秋离京远游故地南京，到南京的目的是任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幕宾。作者认为这一结论对有关曹雪芹的诗文资料，都可以得到合理、统一的解释。

南京，这座著名的古城，是我国十八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作家曹雪芹的诞生地。他在这里度过了饫甘餍肥的童年时代。后来，雍正皇帝穷治政敌，查抄江宁职造曹家，将曹頫逮京问罪，十二三岁的雪芹便作为罪臣的家口，押回北京了。他在皇帝的眼皮底下，熬过了三十多年的坎坷岁月，不足五十岁，就在北京西郊的茅屋里贫病而殁。

曹雪芹以他南京时期的生活为主要素材，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留下了一部世界最辉煌的小说《红楼梦》，然而却没有在南京为自己留下一点可资纪念的遗迹，也没有在其他地方留下一篇传记或一块墓碑，致使我们今天想纪念他的诞辰或忌日也无法确定日期。一代才人之厄若此，思之怆然!也正因此，有关这位作家的断简残篇，便成了后人钩稽他生平行迹的珍贵史料。本文就是想在现存的吉光片羽般的资料中，设法弄明白一个问题：雪芹定居北京后，晚年是否曾经重游留下他“秦淮旧梦”的地方——石头城南京?关于这个问题，六十年代初就已有红学家提出。当时还在国外的吴世昌先生说，敦敏诗似乎暗示曹雪芹曾经离开北京一年许(见1961年牛津版《ontheredchamberdream》)。次年，周汝昌先生撰文指出，曹雪芹曾重至南京(见《曹雪芹与江苏》，《雨花》1962年第八期)。后来，吴恩裕先生在介绍河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雪芹先生小照》时，据画上题记认为，曹雪芹与两江总督尹继善应有“通家之谊”(见《有关曹雪芹十种》1963年版)。这些结论很对。可惜他们都只是在论及其他议题时顺笔点到这个问题，未曾有专文对此展开全面的论证。另外，这个问题在《红楼梦》研究中有多大意义也未及阐明。所以，关于曹雪芹晚年曾离京南游一事，尽管早在二十年前即已有人提出，但似乎不为读者和评论家所注意。直到近年，史树青同志以及陈毓罴、刘世德同志分别著文考辨《雪芹先生小照》的真伪，这个问题才又重新提起(史文见《文物》1978年第五期，陈、刘文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二期)。由于他们都断定这幅画是伪作，也就同时否定了曹雪芹晚年曾赴南京为尹继善幕。

本来，一位作家是否曾于某年月日到过某地，弄清楚了，未必能增其光荣，弄不清楚，未必会损其价值。记得十数年前看到一篇文章批评某专书将鲁迅先生在西安讲学时的日常生活开了一篇流水账，连先生患腹泻是在哪一天都考证出来了，一时传为笑谈。那自然应为考证家戒。然而我以为，“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史湘云语)。鲁迅先生那次腹泻可以不考，雪芹先生这次南游却应该弄个明白。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曹雪芹的思想性格、过从行藏，而且直接关系到《石头记》版本考证中的大问题，以及小说成书过程中的某些重要环节。近年来，我在撰写《己卯定本〈石头记〉初探》和《甚矣才人之厄也》二文的过程中，深感曹雪芹是否曾一度离京南游的问题非解决不可，才着手对现已发现的史料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现将这些资料放到一起进行综合的分析推考，看看能否对这个问题得到一个较为合理的说明。

一、己卯年(乾隆二十四年，1759)春以前，曹雪芹在北京。

七十年代初，在北京发现了一批有关曹雪芹的重要文字资料。其中包括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的残卷《南鹞北鸢考工志》、《考工志》自序、董邦达为它作的序，以及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从这批资料中，可以找到如下史实：一、写于丁丑年(1757)清明前三日的自序称：“曩岁年关将届”，故人于叔度家贫无告，来访雪芹；雪芹遂授以扎糊风筝的技艺，助其自养。“数年来老于业此已有微名”，所得亦芶?赡家。曹雪芹感而著述《考工志》，以使废疾无告者有自养之道。二、戊寅年(1758)春间，雪芹曾过敦敏舍，腊月二十四日应邀鉴赏字画。三、董邦达于次年(己卯)正月为《考工志》作序。这些材料合起来可知，从丁丑(1757)之前“数年”，直到己卯(1759)春间，雪芹在北京。如果我们再结合考查脂京本上的批语“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七日对清”、脂诠本上的正文“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则又可推知，甲戌(1754)前数年到己卯(1759)这六、七年间，曹雪芹都在北京活动。这期间，他除了完成《石头记》的两次修改定稿的巨大工程而外，还多次离开西郊住地，到城内于叔度等处扎糊风筝，传授技艺，助人过活。此外，又还花很多时间为北京的废疾无告者撰写工艺专书《废艺斋集稿》。光是这些，就可以看出曹雪芹付出的劳动是何等巨大。看来，这段时期他确乎是没有闲暇离京远游的了。

二、己卯(1759)夏秋，雪芹离京远游。

敦敏的《懋斋诗抄》中有一首诗，以序为题：《芹圃曹君(霑)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此诗作于庚辰年(1760)秋天，题中既明言“别来已一载余矣”，可确知他俩至迟在己卯秋天就分手了。这次阔别，有三个可能：一、两人都在北京，因各忙于自己的事务，致一年余未见过面。以曹雪芹与敦氏兄弟的亲密关系，同住一个地区而经年不见，是说不过去的；并且诗题一曰“惊喜意外”，诗中再曰“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都是远别重逢的情绪，所以，这种可能不存在。二、敦敏本人离家年余，返京后适偶遇雪芹。但敦敏从戊寅年(1758)夏天从锦州返京后便未再出门，所以这种可能也应排除。三、曹雪芹出门他往。这由两点可推知：一点是此诗的内容和题目表明，这次偶然相遇，感到意外的是敦敏而非雪芹，那就是说，外出年余不期而归的是雪芹而不是敦敏自己。倘若是敦敏自己远游，在外地时常怀念北京的故人，则从踏上归途之日起，与雪芹相会就已属意料中事，何“意外”之有?第二点就是敦敏略早一些时候写的另一首诗《闭门闷坐感怀》，最后两联是：“故交一别经年阔，往事重提如梦惊!忆昨西风秋力健，看人鹏翮快云程。”这是敦敏在庚辰秋天“闷坐”于北京家中思念远游的故人。将这些话同上首诗互相印证，更明白敦敏这一年余未离京；一度离京他往的是“故人”，是“别来已一载余矣”的“芹圃曹君(霑)”。

能证明曹雪芹曾离京他往的，还有一条材料：张宜泉的《怀曹芹溪》。全诗如下：似历三秋阔，同君一别时。怀人空有梦，见面尚无期。扫径张筵久，封书畀雁迟。何当常聚会，促膝话新诗。｜这首诗本来是大家早就熟悉的，但由于张氏的《春柳堂诗稿》是按体编排的，光从《诗稿》本身去看，无法确定写作年代，所以人们便不好将它与雪芹此次南游的事联系起来。但是，倘若我们把目光从《诗稿》拉开，联系其他材料来加以考查，那就不仅可以大体推定此诗的写作年代，而且它与曹雪芹南游的关系也可看得明白了。

今据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得知，曹雪芹是在戊寅年(1758)才在白家疃修筑土屋，从香山迁去那里的。那么曹雪芹结交白家疃的私塾先生张宜泉，自然是1758年移居那里以后的事。倘非如此，而是他们早年就已相熟，那么雪芹这次恰巧到白家疃筑屋定居，则张宜泉之欣喜当莫可名状。但他的集子中却丝毫没有诗作反映出这种情绪，甚至在有关雪芹的篇章里，连一般故人重逢的话也没有。既如此，这首诗的写作年代自不能在他俩相识的戊寅年(1758)以前。前面又说过，从《记盛》可确知，戊寅年春到次年己卯春，雪芹并未离京，故又知张诗也不是戊寅年内的作品。但是，也不能晚于庚辰年(1760)秋天，因为前引敦敏诗证明，此时雪芹已回到北京了。这样看来，张诗当是己卯年(1759)春至庚辰年(1760)秋之间所作。再从“张筵久”、“畀雁迟”等诗句看，张宜泉因怀念友而提笔作诗时，雪芹已经离家远行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在当时交通不便、邮路多阻的情况下，这类词句所表现的，起码是分别半年以上的情景。所以可推此诗当写于庚辰年上半年雪芹返京之前。

此外，张诗还说明雪芹这次离京他往，一是路程远，二是归期不定，非行前可以预拟者。这两点，正又与前引敦敏诗所叙吻合：雪芹于庚辰秋归来，是敦敏预料不及的，所谓“急就相访，惊喜意外”，所谓“年来聚散感浮云”，恰是一种不仅久别重逢，而且远别重逢，相逢难得的情调。张、敦的诗互相印证，可信他们所说的雪芹远游是同一回事。

三、雪芹远游之地是南京。

丁丑年(1757)秋天，敦诚有《寄怀曹雪芹(霑)》，劝雪芹“莫弹食客铗”。他说：“扬州旧梦久已觉，……不如著书黄叶村。”这里提到扬州。庚辰年(1760)秋，敦敏与雪芹惊喜相遇，“呼酒话旧事”时，话题是：“秦淮旧梦人犹在。”这里提到扬州。次年敦氏兄弟走访雪芹后各有诗一首(敦敏的是《赠芹圃》，载《懋斋诗抄》；敦诚的是《赠曹芹圃(即雪芹)》，载《四松堂集》)。一个说“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一个说“衡门辟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说的都是有关扬州的话。这里所忆的“秦淮风月”，所见的“废馆颓楼”，所梦的“旧家”，自然只是雪芹一人的事。因为二敦在江南无家，并且连去也没有去过，根本谈不上“忆”和“梦”，谈不上由他们来向曹雪芹“话旧事”。他俩涉及雪芹远游的这些诗，一次再次地提到扬州，难道仅仅是把“扬州”当作一般繁华之所的代称?不可能。否则，他们兄弟的词藻也太贫乏了。而且他们既然都不曾与扬州发生过关系，偏要一次再次地卖弄，岂不也太寒酸了吗?何况还是在一位生在、长在扬州的贵族后裔面前!所以，他们诗中的“扬州”、“秦淮”、“旧家”之类都是确指，不是比喻、借代。雪芹远游甫归，与敦敏初次相遇，话题就是扬州；翻过年后，与敦氏兄弟见面，话题还不离扬州。这样频繁地重复有关扬州的话题，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不是曹雪芹到这时候才首次向两位老友披露家史，也不是这半年间他突然被天外飞来的今昔之感所笼罩，要向故交大嚼老婆婆舌头。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刚刚去过了自己的“旧家”——南京(扬州乃古州名，今华东江南各省皆属，州治南京)。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敦敏在雪芹远游未归时写的那首《闭门闷坐感怀》，便更能明白其中的滋味了：“近砌吟蛩侵夜语，隔邻崩雨堕垣声。”——是写景，恐怕也是写情。“故交一别经年阔，往事重提如梦惊!”——想起远游的雪芹，何事如此惊心?不正是江宁织造曹家被政敌残害的历史吗?不正是由于曹雪芹此次南游才使得三十年前的那段“往事”被“重提”的吗?可见，曹雪芹这次离京远游，真是去那处处可以勾起他的“忆”和“梦”的地方——石头城南京。

四、曹雪芹返南京是去做幕宾。

敦诚在丁丑年(1757)随父司榷山海，居喜峰口时，写有一首诗：《寄怀曹雪芹(霑)》(《四松堂集》影印本卷一第二叶)。全文如下：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扬州旧梦久已觉，〔自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且著临邛犊鼻。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接䍠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自注：时余在喜峰口。〕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这首诗中的句子，评家常爱引用。但大都只限于用来说明曹雪芹的贫困、诗才、傲骨以及创作《红楼梦》时的艰辛。但这首诗实在不是泛泛的怀旧和称赏故交之作，故不能作泛泛解。否则，有两点不好解释。一是诗的内容杂乱：一会推测家谱，一会说扬州，一会忆早年宗学里的生活，一会赞雪芹的诗才、傲骨，颇有东扯西拉之嫌。二，尤不可解的是，既然前面是一片高度称赏之辞，怎么后四句突然急转直下，写出“劝君莫弹食客铗”的句子来呢?把“步兵白眼向人斜”、“傲骨如君世已奇”的曹雪芹与为了“出无车”、“食无鱼”而长叹的食客冯欢相提并论，岂非大不敬!这样的话，怎么会出自一向景仰雪芹文章人品的敦诚之口?有人认为后四句诗并非不敬，实是前面称赏之辞的继续，讲的是雪芹傲岸，不向权贵乞求残羹剩饭。倘若敦诚的原意真是如此，诗句就应改为“喜君不弹食客铗，喜君不叩富儿门；鹓鸲⑤岂恋鸱鸺鼠，我自著书黄叶村”之类，才说得过去。事实上，只要不曲为辩解，应承认敦诚这后四句诗不是称赏而是规劝。生活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正二八经地“劝”友人别做有损体面的事，总是由于已经获知对方要想去做那件事的缘故。否则，有什么好“劝”的?要硬去“劝”，轻则叫无的放矢，重则是门缝里看人，那是交友之道所不允许的。敦诚生在封建道德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这一点当比我们清楚。然而他竟然“劝”开了!那么，“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的背后，不正是有着“闻君欲弹食客铗，闻君欲叩富儿门”的内容在吗?所谓“不如著书黄叶村”的前面，不正是有着“与其折腰事权贵”的“潜台词”吗?可见，这首诗实在不是泛泛之辞，而是有所为而发的。从诗中应该钩稽出这样的历史事实：丁丑年秋天，敦诚在喜峰口得到了一个消息——曹雪芹打算应某达官贵人之招，去做幕宾。后四句诗的谜底一经揭晓，全诗的立意、构思就粲然了：原来这是敦诚煞费苦心编织成功的一封劝阻信。

你看，敦诚的本意只在劝阻雪芹去做幕宾，却偏偏从高度称赞他的家世地位、人品诗才讲起：您不是高贵的将门之后吗?您的祖先何等显赫、荣耀!现在您虽然潦倒了，但那算得了什么!您看透世情，从来傲骨嶙峋；您安于贫困，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高洁。您才气横溢、风流倜傥。回想当年我们在右翼宗学的时候，慷慨激昂，粪土权贵，您又是何等傲岸!今天我远在喜峰口听到您打算接受招请，去做幕宾。面对北京的落日，我浊酒自斟，心中很不是滋味，恨不得立即来见见您。我劝您还是不要去叩富儿门吧，与其折腰作幕宾，成天看人家脸上的“德色”(以施主自居的骄矜之色)，不如仍在穷山村里写您的伟大作品《石头记》，那才符合您一贯的性格，也才不辱没您的祖先和您这样的人杰!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那两句诗：“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以及那条自注。敦诚劝阻曹雪芹去过弹铗生涯的一个重要理由不正是这样吗：您是当年赫赫扬扬的江宁织造府里的贵公子，如今却打算以一个食客的奴仆身份重返故里，那是怎样糟糕的事呵!千万去不得!

这是敦诚的看法。他哥哥敦敏又不同㊀?雪芹成行的第二年，敦敏吟道：“故交一别经年阔，往事重提如梦惊!忆昨西风秋力健，看人鹏翮快云程。”对雪芹此行，颇觉快慰，叹为美差。他们兄弟二人志趣性格不一样，这只要读读他们各自的诗集，就可以感觉得到的：弟弟敦诚才高气粗，睥睨“大人”、“群小”；哥哥敦敏则比较热中，性格稳重而实际。了解这一点区别，可使我们更相信敦氏兄弟的诗，各从一个立场出发，所谈的实际上都是一件事：雪芹要去作达官显贵的幕宾。正由于敦敏把这次远游视为美差，看成是潦倒半生的才人得以鹏举的大好机会，所以不久雪芹即弃权贵归来，才使他感到“意外”，慨叹“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题芹圃画石》)。敦诚对雪芹的拂袖归来，却是另一种心情：“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赠曹雪芹圃》)表示十分称赏和赞同。也正由于雪芹这次出门不是办自己的事，而是应招去作门客，到底会去多久，事前不能预拟，所以他走后，张宜泉才有“怀人空有梦，见面尚无期”之叹。至此，我们对于曹雪芹曾于己卯秋至庚辰秋离京远游，并且是到南京一个权贵门下去做幕宾，似不应有怀疑了。(敦诚当年劝阻雪芹赴幕，那是由于他对门客这个职业有偏见。我们今天自不应再抱这种偏见，将雪芹赴幕看作他政治品格上的“污点”。现在有同志竭力否认雪芹作过幕宾，恐怕与这种偏见的影响有关。当然，这些同志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为了爱护这位伟大的作家。但我想，只要我们今天对封建时代的幕宾不采取一竿子打满船人的做法，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曹雪芹到南京作幕宾的事，也是可以从积极方面找到解释，而不至于损害作家人品的。)那么，招雪芹赴幕的那位南京权贵是谁呢?

五、招雪芹赴幕的是尹继善。

河南省博物馆藏有一幅《雪芹先生小照》，为乾隆年间江苏画家陆厚信所绘。画上有题记云：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爰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

尹望山名继善，一生中曾四督江南，最后一次是乾隆十九年八月至三十年三月，两江总督幕就设在古扬州治所南京。前面说过，曹雪芹离京南游为人做幕，是在己卯(乾隆二十四年)、庚辰(乾隆二十五年)之际，正当尹继善第四次督两江任期内。此画象是一个单开册页，对脸页上有尹继善的两首题诗。第二首是：“久住江城别亦难，秋风送我整归鞍。他时光景如相忆，好把新图一借看。”这里，明确告诉我们：画中人离开南京返回，是在秋天。这与前引那些材料说曹雪芹离北京远游一年许，于庚辰秋始归的情况正相吻合。
尹继善生于1696年，比曹雪芹长二十岁左右，比雪芹之父曹頫略长几岁。曹頫落职时，尹三十二岁，正做着怡亲王允祥的记室。而怡亲王允祥便是雍正二年受御命“照看”并负责“传奏”曹頫情况的人。因此，这个尹继善认识曹頫，从而知道頫子雪芹，并非不合情理。尹继善又是一个爱才的著名文士，他知道并赏识曹雪芹的才华而“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也不是一件十分费解的事。若非尹继善，扬州的一般官僚，大约不会到北京去请曹雪芹这样的真才；若非尹继善，别的无文之辈，大约曹雪芹也未必愿去做他的幕宾(至于去了以后，由于种种原因，雪芹“步兵白眼向人斜”，掷却“留客醉”的“司业青钱”，拂袖而归，那是另一回事)。

尹继善第四次实授两江总督在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月间。推想他招请曊?雪芹赴幕就在这次实授总督之后不久。尹再督两江而网罗人才，应属必然。正由于雪芹权衡利弊，打算应招，故次年才有敦诚由喜峰口寄诗给他，劝他“莫弹食客铗”(曹雪芹欲赴幕的打算，很可能是曹自己函告敦诚的)。

总上所述，己卯(乾隆二十四年，1759)夏秋至庚辰(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天，曹雪芹曾经离京远游；远游之地是古扬州治所南京；到南京是应尹继善之招去作幕宾。——这就是本文的结论。肯定这一点，有关曹雪芹的那许多诗文资料都可以得到统一的说明；倘若不是这样，我感到若干史料的内容都不好找到合理的、前后一致的解释。

最后，再附带谈一个问题。陆厚信所绘的《雪芹先生小照》自1963年发现后，吴恩裕、周汝昌先生即加以肯定；前两年有人著文证其为赝品；1979年第四期《山西大学学报》发表宋谋玚先生的意见，此不赘述。这里，只是想对持《小照》“赝品说”的同志进一言：若要论证画上的人不是曹雪芹(霑)，而是俞楚江或某个八杆子打不着的“张雪芹”、“李雪芹”，除了对画页本身进行各种考辨外，能否也从曹雪芹的行迹方面找一些反证?比如证明曹雪芹晚年未离开北京，未南游，未作过幕宾，与尹继善不相识，等等。若这些问题都得到坚实的证明，则我将欣然放弃本文中的结论。果尔，持《小照》“真品说”的同志也将愿意重新考虑自己意见的吧，我想。

【原载】《红楼梦：一次历史的轮回》1990年与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