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清乾嘉年间到民国初年，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有关钗黛的论述，是那些所谓杂评家、评点派们。邹弢《三借庐笔谈》中有这样一段话:“许伯谦茂才（绍源）论《红楼梦》，尊薛而抑林，谓黛玉尖酸，宝钗端重，直被作者瞒过。夫黛于尖酸，固也，而天真烂漫，相见以天。宝玉岂有第二人知己哉?况黛玉以宝钗之奸，郁未得志，口头吐露，事或有之。盖人当历境未亨，往往形之歌咏。《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圣贤且如此，况儿女乎?宝钗以争一宝玉，致矫揉其性:林以刚，我以柔，林以显，我以暗，所谓大奸不奸，大盗不盗也。”这里许、邹二人代表了当时两种流行的看法。邹弢的评论，当时可谓详备，和他持相同观点者不在少数。如涂赢在《红楼梦赞》之《黛玉赞》中说:“人而不为时所推，其人不可知矣。林黛玉人品才情，为《红楼梦》之最，物色有在矣。”这是推崇黛玉。在《宝钗赞》中说:“以凤姐之黠，黛玉之慧，湘云之豪迈，袭人之柔奸，皆在所容，其所蓄未可量也。然斩宝玉之痴，形忘忌器，促雪雁之配，情断故人，热面冷心，殆春行秋令者与!”这是贬斥宝钗。其后朱作霖有一篇《钗黛孰优论》，几乎全抄涂氏的观点，他还认为钗黛二人“其才同，其貌同，固一时之瑜亮，诚不能甲此而乙彼，人其性情不同，言论不同，其行事心术不同”。另外，姜祺的《红楼梦诗》、草舍居士的《红楼梦偶说》、姚燮的《红楼梦分评》等，均有不少相同论调[1]，不一一赘述。

由于受时代风气所限，他们的论述大多是些鉴赏、随笔，即使一些所谓专论、专著，也是如此写来，其中不乏妙语，但只是零言碎语，而系统、全面的形象分析、理论阐述则见不到。

二

一九二二年，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作者底态度》一文中，就钗黛形象提出了与“旧红学”家不同的看法:“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尽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他在一九四八年写的《“寿饴红鲜芳开夜宴”图说》一文中又较多地论到了钗黛形象[2]。由于俞平伯《红楼梦辨》和《红楼梦研究》二书的重点是曹作和高续的辨伪存真、品评优劣，关于钗黛并未专作全面、系统的分析，从他涉及钗黛时的一些观点和论述来看，其中是确有不少错误或概念模糊之处的。第一、“各尽其妙莫能相下”的观点，论证很不充分，因而难以服人。第二，形象分析未能摆脱传统欣赏趣味的影响，往往醉心于作者描写人物时“旖旎之才情”、“文家一定之法”的鉴赏之中，具体谈到人物性格时，则只就其才论高下（所谓“薛林雅调称为双绝”云云），不注意揭示其丰富、复杂的思想、性格内涵，算不上真正的人物美学分析。俞平伯关于钗黛的论述，也有应该肯定和足资借鉴之处。在《红楼梦辨·作者底态度》一文中他批评一些“旧红学”家说:“他们以为《红楼梦》是一部变相的《春秋经》，以为处处都有褒贬。最普通的信念，是右黛左钗”。“他们每每说，这里边底女子没有一个好的。其实这未免深文周纳”。针对这类观点，他引《红楼梦》第一回里的文字说明《红楼梦》不是“讪谤君相贬人妻女”的野史，而是要为“闺阁昭传”进行反驳。确实指出了一些“旧红学”家弊病的症结所在。许多“旧红学”家论到宝钗，都把她看成是宝、黛爱情的破坏者。对于这种看法，俞平伯引《红楼梦》第一回作者批评才子佳人小说“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一段文字予以反驳。他说:“若宝钗稀糟，黛玉又岂有身份之可言，与事实既不符，与文情亦不合，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不可呢?”[2]这对于红学研究者正确分析宝钗形象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三

1954年，李希凡、蓝翎在《〈红楼梦〉中两个对立的典型———林黛玉和薛宝钗》一文中认为:“林黛玉悲剧性格阴沉的一面，正反映着封建制度所加给妇女的沉重压力。”但“她还有更其光辉主导的一面。她的思想和行动是和封建制度背道而驰的，身上充满着叛逆的力量。”而“薛宝钗是科举制度热烈的支持者，封建礼教的虔诚信徒。这个形象的实质，就在于她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坚决维护者”[3]。在《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一文中，他们进一步明确提出:“如果说贾宝玉、林黛玉是叛逆的贵族青年的新生的力量，那么，薛宝钗就是代表着封建势力直接向他们斗争的重要人物。”[3]李、蓝两位论者，针对俞平伯的缺点，从钗黛形象“内涵的意义”出发，着重其反映的“社会内容”，刻意求证两人之间的“矛盾”和“差别”，研究的方法、角度和观点均与俞平伯不同。他们对钗黛之间“矛盾”和“差别”的看法也有些事实根据，但缺点错误也是比较大的。他们抛开作品具体情境而抽象地看人。于是，正像“旧红学”家论钗黛着重一个“德”字，俞平伯论钗黛着重一个“才”字一样，阶级性几乎成了他们形象分析中无所不在、随意粘贴的标签，因而夸大、曲解之处颇多。

何其芳于一九五六年发表了《论〈红楼梦〉》[4]，他论黛玉，首先着重分析了其与宝玉的爱情，将之看作《红楼梦》里的“中心故事”、“主要线索”，在当时诸多论者中算是独见卓识。但在具体论述他对宝、黛爱情特点的概括同样有简单化、现代化之嫌，显示出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人性论倾向，黛玉爱情的个性特点并未得到很好的说明。他批评了“典型被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性的问题，这样一些片面的简单化的公式”。在强调个性的同时，何其芳对林黛玉形象的审美意义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即使将来我们在生活中不再需要用这个共名，这个人物仍然会永远激起我们的同情，仍然会在一些深沉地而又温柔地爱着的少女身上看到和她相似的面影”。短短的一句话，在当时却是空谷足音，它表示了对形象研究的一种新的企求。他对当时悖于事实，过多指责宝钗为人，过分强调钗黛对立的做法是不满的，说:“那种认为薛宝钗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争夺贾宝玉的看法，是既不符合书中的描写，又缩小了这个人物的思想意义的”。但是，囿于当时的形势，他又不得不从政治上仍将宝钗看作一个“反面典型”，不能对其美学价值做出正确的估价，而只从其“思想意义”得出如下结论:“薛宝钗主要是一个忠实地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特别是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给妇女所规定的那些奴隶道德，并且以她的言行来符合它们的要求和标准的人。”

四

回顾钗黛研究二百余年的历史，可以说是走过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迄今为止，真正能为研究起到库恩所谓“范式”（paradigm）作用的，只有俞平伯、李希凡和蓝翎、何其芳。总结其中是非得失，促进钗黛形象研究，建立新的“范式”，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小说要注意到作者的美学思想。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说该书是“奇传”，“令世人新眼目”。甲戌本脂评也说“打破历来小说窠臼”。作者在小说开头借批判“历代野史”、“佳人才子”小说，阐明了自己的创作意图:“本意原为闺友闺情，并非怨进骂时之书矣”;“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作者对其笔下“几个异样女子”的态度，通过诗词及宝玉之口也说得明白:“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作者还借贾雨村之口讲出了一篇“正邪两赋论”，暗示要写出才情节操均有异禀，性格复杂的人物来。反映了作者独特的人性论和人物形象论。作者的上述思想和主张，很好地体现在其作品和人物形象塑造中，理当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对于正确评论钗黛及其他人物形象十分必要。

二、要摈弃非此即彼的线型思维模式，避免对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简单地做道德审判或贴政治标签。这是“旧红学”和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红学”家的通病。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揭示其深刻的政治、道德内涵，实属必要，但不能只此一点，不及其余，牺牲其丰富的美学内涵和艺术价值。在《红楼梦》的人物形象体系中，钗黛属于英国作家福斯特所谓“圆的人物”，而非“扁的人物”（参阅其《小说面面观》），“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钗黛对立”也好，“钗黛合一”也好，都不能准确地概括这两个人物形象的丰富内涵。诚如黑格尔所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5]

三、要提倡对原著精读，并将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分开。如果仔细阅读《红楼梦》，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钗黛二人起初性格不和，经常斗嘴，但四十二回以后，两人关系便融洽起来。这在原作四十五回、四十九回、五十七回、六十七回均有描绘。宝黛婚姻每每为老夫人、薛姨妈、凤姐等提起，如二十五回凤姐对黛玉开玩笑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家做媳妇?”对此甲戌本夹批说:“二玉事在贾府上下诸人，即看书人，批书人，皆信一对好夫妻，书中每每常常道及，岂其不然，叹叹!”可见说“宝黛好事被人离阻”，宝钗“想占有贾宝玉”并和黛玉存在冲突，没有什么事实依据。这里反映了一个如何对待观点与材料的问题，一个学风的问题:是“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非一人所作，几成定论。高鹗续作有很多情节都是违背曹雪芹原意的，其思想、艺术水准不可与曹著等量齐观。如续作中黛死钗嫁一节，向来为一些人作为同情黛玉、憎恶宝钗的主要依据，但并非雪芹原意。作为欣赏，不必强求;作为研究，理应分别。即使前八十回为程、高所改文字也应鉴别。如“脂本”中宝钗“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程、高本却将“藏愚”改为“装愚”，一字之差，意义大变。

[参考文献]

[1]　一粟.红楼梦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3]　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4]　何其芳.论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