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文学观“通达与素朴”才是美



留意文学史的人,如果不是有创作的欲望,大多是有鉴赏的嗜好的。胡适早期喜欢读书,著述的冲动在其文字里也可看到。他在《竟业旬报》写下的文章,能看出他不凡的才情。不过说理的激情大于意象式的思维,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就注定了他的未来的选择,倾向于学究式的境况,而不是作家的心态。学者眼里的文学和作家眼里的文学是不尽相同的。看他的文字就能发现和五四许多作家面目不同的一面。后来一些青年作家对其不以为然,也不是没有道理。

独异的文人是不太理会学者的文学史观的。他们会觉得那是纸上谈兵,离心灵的距离殊远。浏览胡适的讲文学史的文章,没有像看鲁迅文本那样的震动,像是和蔼的长者,坐在书斋里慢条斯理地谈天说地。再奇幻的作品,在他那里也不能掀起情感的涟漪,一切都转换成静静的风景。不是融化在其中,而是远远地站在画面的对面,情感的波浪都凝聚起来了。我印象里他的读解文学,不是审美的好奇,将自己从中剥离出来。而是抽象出什么道理,归纳规律性的东西。比如他阅读诗经,更看重的是社会学的隐含,而不是生命价值。即从社会学的层面颠覆传统的狭窄的道学的理论。《论汉宋说〈诗〉之家及今日治〈诗〉之法》强调:读诗经“当以二十世纪眼光读之”。“古人说《诗》之病根,在于以诗作经读,而不作诗读”。此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但怎么作诗读,他却没有展示,彼时的兴奋点不在艺术的神韵里,而是在社会内涵中。1922年4月22日,他在日记里再次讲到诗经的问题。大意是要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知识来解释诗经。其中民俗学的角度更为重要。诗对他意味着知识,还不仅仅是美的精神。这是典型的学人式的史的眼光,与自由诗人与作家的精神体验是很远的了。

由于要在艺术之途寻找规律,他的思路急于在现象的归纳上行走,几乎来不及咀嚼神思一类的存在。作为归纳法的信仰者,胡适打量文学时的目光是锐利的。比如他认为我国文学有三大弊端,一是无病呻吟,二是模仿古人,三为言之无物。其观点入木三分。这也是文学改良意识萌发的原因之一。不是讲不破不立么?胡适要破的就是这三种流弊,继起的是新的文化理念。在他看来,文学有了问题,就必然发生革命。《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说道:

以韵文而言“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

是进化论的观点触发了他,还是自己的归纳法起了作用,我们不得而知。类似的话,王国维也是写过的。不过王氏和他的区别是,从心灵的过程及精神的演变来看文学的进化。胡适是从社会规律的角度打量诗文的轨迹。从社会规律的角度看问题,就往往在宏观上、意识的流变上着眼,会把问题意识延伸到艺术之外的领域。而从心灵的层面瞭望文学之路,就会是摇滚撼动的内力,直接与玄学里的东西接触了。《人间词话》远胜于胡适的读书笔记,是世人公认的事情。但胡适的开阔的社会学视野,也非当时的人可以比肩。王氏的价值是私人的,个体的,永久的。胡适则开一代人认知事物的风气,为后来者铺上天梯。自己消失了,却让无数人站高了。

从他早期留下的文章里可以看到,他对文学的爱好,不是走奇、险、怪的路子,以为文章乃辞达而已,不是作态的文体。他厌恶文学里的故作高深,通达与素朴之美是重要的。所以他在《论文学》里说:“文学大别有二:有所为而为之者;无所为而为之者”。这两者里,一是功利的,二是超功利的。前者是讥讽、劝导、暗示,后者乃游戏与自由的表达,忘我的燃烧。文学是很个性化的劳作,极其隐私和自我的。可胡适却不是从私的角度阐释这些,而从公的,即社会的普世的层面论述诗文的奥秘。其实他自己欣赏比自己高妙的文人,比如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的文字,他很喜欢,对鲁迅兄弟也是推崇的。不过他讲文学的时候,注重的是史学的价值。从认知的角度了解它们,不是心灵的感受上阐发问题。所以他的讲文学,和同代的许多人略有区别的。

《文学改良刍议》的观点是从理论的角度和蔼地论述现象的好文章,遗憾的是显得有点平平。我觉得后来他的那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倒显示了他的实力。这一篇论文旨在强调文学乃进化的产物,是从死路里进入活路的过程。古老的东西再好,如不符合今人的生活,那也是死的了。重要的是当下生活的反映,与大众的存在有关。如果没有活的、人性化的文本的存在,大众是不喜欢的。它的意义则是可疑的。这里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胡适很看重平民的文学,对传统士大夫不屑的俚俗是文艺情有独钟。《五十年来中国文学》虽赞赏了严复、林纾、谭嗣同、梁启超的历史贡献,更感兴趣的却是《三侠五义》、《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之类的作品,在胡适看来是高于贵族的、鲜活的民众的艺术。五四那代人了不得的地方,就是把士大夫一贯认为的文学地图踏碎了,建立起新的没有框子的新文学。一方面是欧美学理的东西,一方面又是民俗和平民的传统,二者结合起来,造就了一种活泼的文风。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就那么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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