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汝昌
古历乙亥小寒节后，正当“玉梅花下交三九”，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王畅先生不远数百里，驱车来叩柴门，寒不及暄，坐定即出示一部书稿，视之其厚几乎“盈尺”。惊喜之下，询以何书，如此巨著？他指着首页说：就是曹雪芹祖籍考论！

问话的，答话的，听话的，都很高兴，而这时寒斋之中顿时充满了暄意——这暄意氤氲着一团喜气。

他将书稿留下，谦虚地要我看后提提意见，并以序言见委。我不假思索，欣然答应下来。我为本书作序，捉笔之先，即感思绪百端；临到落墨之际，更觉千言万语涌向笔底，——这并非我的“文思泉涌”，而是所感者与欲言者都不是一桩简单浮浅之事。正因思绪太繁语文反觉不济。于是我决定；此序不一定像篇“序”，写成杂感随想，也未尝不可，以下便粗述我因本书的完成与付梓而发生的一些痴想，学一学雪芹的“试遣愚衷”。

第一，这本书的题名与内容，有很多人能感兴趣而拿在手中一读吗？我看是有的。这不但是因为大家对《红楼梦》亲切而连带对雪芹的身世十分关心欲求了解，还更由于全国读书界的水准和眼力识力日益提高了，更加趋向学术探研，尊重真理归着。他们已不满足于那些花拳绣腿、徒炫耳目的“热闹儿”，要求给他们拿出“真格的”来了。

如果你对“红学”与“曹学”本来就有兴趣，那你该看此书是无待多言的；即使你对它们并不曾“迷着”，而只把这册书当作一种学术入门的“抽样示范”来认真阅读一过，我十分相信你会欣慰地承认：这番读书功夫没有徒费，这番读书经验是很可珍贵的——因为你从中获得了大量的教益与启牖，并且明白此诚学术真理讨论审辩之大事，而绝不是只限于“红学”“曹学”的个别问题。

第二，我更愿乘此指出：与读者为什么会来读这本书之向，正好连着一个著者为什么要来写这本书的问号。这事就更饶意味，着实有趣得很！
原来，王畅先生是一位文学理论家，他已有好几部专著出版，都没有离开他的研究事业中心课题。他从未想到要涉足“红学”或“曹学”，更未对文史考证这个“行当”发生过兴趣与关怀。忽一日，他因浏览报刊而见到若干对雪芹祖籍讨论以至争论的文字，其内容、资料、论证方法、学风文风，在在都引起了他的注目，——同样也就唤起了他的求知寻真的天赋良知，从内心深处萌生了一段强烈的激动：我要“走进去”细看看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谁是谁非，何长何短？

说到这，读者必当与我同所感叹：对著者王畅来说，“红学”“曹学”可以

不干他事，但学术真妄、是非淆乱，以至歪曲历史，贻误后人，这却是最干他事的更大主题。只因此故，他推开原先致力的业务暂存一旁，而一心一计地投向了这个“干卿甚事”的工作。

这就是我所尊敬的一位真正学者的不负天职与无愧人事的崇高表现。

第三，他给自己招来的这份“任务”，并不是一件“好玩”（古曰好耍子）的事，那是很麻烦很讨厌的一团乱麻，一般人纵然不是“敬鬼神而远之”，也都“视为畏途”。“君子不立乎严墙之下”，谁没事肯来惹这个“马蜂窝”。

他没有这么些“明哲”的考虑，他毅然不知反顾地坐下动起笔来了。

大约从他正式经营缔造到现时，不过寒暑两三易，就拿出来这么一部原稿纸多达１２００多页的论著。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是一种什么力量，促使推动了他，使他如此勤奋而虔诚地为此主题而耗费精魂心血的呢？

这个问句的答案，就在本书的深层意蕴之间。
第四，这团“乱麻”，他不是用刀一斩了事，他彻底理好了，任你千头万绪，他都能还你一个一清二楚。

他把全部书分为六章，从此一主题的根本意义与考论缘由说起，一直精神贯注到最后的结穴，神完气足，理备义充。每章分为若干节，每节下，又分为若干“副节”，多的达到十余“副”。这种粲若列眉的组构章法，就反映出他的思维的精度，审析的深度，方法的科学性。这并非形式的事情。这需要目如燃犀之明，心似纫丝之细，把大量的正误杂糅、黑白颠倒的现象与实质，一一予以理顺了，摆清了，使之昭然赫然显示于我们的眼底与心头。

就是由于上述种种，我才说纵然不与“红学”“曹学”相干的学人士子，肯分些时力来读读此书，敢说是定必获益受教多多的。因为，这能够作为一个“治学示例”吗？它仅仅是一位清代小说作者的家世的一部分的祖籍问题，这太小了，能具有多大的意义？这个疑问自在情理之中。但是当你看到这么一个“小”问题里面竟然会“包藏”着如此复杂而混乱的“内容”（即各种不同方法、见解、态度、品格……）时，你就会十分之惊讶而震动：原来在这个学术领域内的“实际”竟然是这么样子的！

孟子早就提出了“知人论世”这一条要义了。佛家也早提出一粒芥子可纳须弥，展示三千大千世界。原子也就是一个小宇宙。这比“解剖麻雀”的意义大得多，是不得以“小”目之的呢！

看看这里的内容“情节”，真合了荣府赵嬷嬷的话：“比一部书还热闹！”那“书”是指“说书唱戏”的书。因此我倒想，假如著者把本书不当学术论述之体来撰作，而改为“报告文学”甚至“小说”体来写，自然就会更有吸引力。这里面包含了种种的色相，种种的风气，种种的手段，种种的内幕。从学术视角看，他所剖析揭示的，除了本题所涉诸家（所谓红学家）之中有些心眼明暗之分，思维清混之别以外，还有一项特别值得学人注意的，就是有的人并非由于心眼不明、思维伤乱，而是有意地在有目的地以“手法”充代学术论证。

通过王畅先生的揭橥，我们才恍然于这个“手法现象”已是到了如何严重的地步。学术论证与论辩论争，目的只在寻求真理与实际，而有的人每逢无法用正当的科学的方法与人辩争时，自知理不足而说难圆了，便“穷则思变”，变出一个运用“手法”来掩饰与惑乱他人耳目的“策略”来。

这种“手法”问题在本学科目下已经渐成“气候”。解释史料，以“利己（观点）”为“正解”：征引书文，明目张胆地任意删割“省略”，以达断章取“义”之“效应”。强词夺理，歪话骂人，近日竟成了某些人的撒手锏—一种异常不道德不光彩的“武器”。

以“手法”来代替严肃的科学研究，以无法成立的“结论”来蒙蔽学术界、文化界与广大读者，这一情形在某个别人的文字或书册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已属异常现象；而如本书第三章所揭示的，此一畸形现象竟也出现在“辞典”里（请参看本书第三章第二节）。辞典中有关条目，竟是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与康熙间《江宁府志》《上元县志》中两篇曹玺传等史料施以“手法”，歪曲事实而成——正如本书著者的用语，是“恣意改制”的！

我们对此，不得不为之指出：作为个人的写作撰著，其中出现这种异象，还是他个人的责任；如今竟然“延伸”到了辞典的内部去了，就更难容忍。须知，辞典已不再是个人的事情，它的性质是迥然不同而要向全世界每一个查阅、运用、征引者负德与法的责任的。
以上种种令人骇愕的“手法”，毕竟还有原始文献铁案难移，细心的学人肯花些功夫，尚能复核而得其真相。更有的则是“不劳改制”，只需“掩过不提”就“若无其事”了。若说那是“视而不见”或“见而不悟”，实在情有可原云云，——那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这些“不提”是专门用以瞒过学人读者的。与此同类的则还有“一语带过”之术，貌似“论”及了而实是玩弄魔术“手彩”。

例如，本书所举诸例中，单是我在“序”中只能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一下的，就有两个典型的佳例：一是雪芹之令祖父曹寅诗文集里留下的丰富的咏题与记叙，用十分亲密痛切的文词表达了他与丰润曹家的骨肉关系，为了两位亡兄而写出“平生感涕泪，蒿里几凄怆”的句子，而且谆嘱仅存的一兄（曹鋡）要“门户慎屏障”……在《东皋草堂记》里直接表示曹完全有权代他管理曹（寅）家的圈地、教训“庄头”……。这一切，都被解释为“官场习气”“同姓联宗”（即本无血缘同祖关系），凭那四个字“了”了那么多的文献史实。又有人说，丰润曹姓不过有如贾雨村，为了投靠荣府权势之门而自称“宗侄”那样攀附而已，云云。对此二“解”，王畅先生在书中都有精辟的评议。

事实上，丰润曹是用不着攀附的，他家出了好几位与曹寅同辈而出任江南地方官的，如曹鼎望任徽州知府，出善政，兴文教，宣城派大诗家施闰章（愚山先生）对鼎望及其二子（钊、鈖）极为钦重，誉为“三曹”，为之作诗序、撰上世行状、作怀慕诗……而鼎望的知交等后来也就都是曹寅的知交，曹寅日后以几千两银为施闰章刊刻了全集，以致施之文孙施瑮就跟随了曹寅，感念至于切骨之深……。

试问：到底是谁“攀附”了谁呢？难道曹鼎望受施闰章那般钦重是因为攀附了内务府包衣曹姓的“关系”吗？既云治学，就不能信口胡柴，把自己尚未弄清的史实乱加歪曲。

王畅先生不仅仅功在破妄，而更在立真。他对这个主题所涉的资料作了全面的掌握，并且又作了自己的“开发性”的研究工作。这一方面的贡献，更是值得大书一笔。

我素来的主张是作序应该是“务虚”之事，即以敷陈“大义”为主；一实了就要与书的正文相“犯”而喧宾夺主。故原不拟多涉实例。但这次也想协助读者以窥豹一斑为快。我举书内的“两个曹俊”这一问题为例。

原来，雪芹祖籍有两派主张：一曰河北丰润说，一曰辽东辽阳说。前者实谓明初此一曹氏支派由丰润迁往辽东之铁岭，而后递迁辽、沈地区；而后者则谓祖籍只在辽阳，与丰润断然无涉。不过，它除了以此为由而否认“丰润说”之处，却又承认还是有个“入辽”的始祖——此已自相矛盾。它寻“着”的这个始祖就叫曹俊。依据是辽东五庆堂曹氏家谱载有第二代祖中有一曹俊，而旧年辽阳出土过一块“圹记”，中有“曹俊”之名，其女嫁于孙门。于是“辽阳说”者的主要代表人物著书立说，便执此以为“确据”，宣称那个辽阳曹俊即是雪芹上世“入辽”之祖，——而且还以为此曹俊曾任沈阳指挥使，此乃考证雪芹家世的“一大重要发现”，云云。

可是一看本书时，王畅先生却把事情梳理得宛如泾渭秦楚一般分明——

（一）“五庆”曹俊是沈阳人，“圹记”曹俊是辽阳人，沈地者无一字及辽

，辽地者无一字及沈。

（二）“五庆”曹俊任过指挥使，职位非低；“圹记”曹俊并无职衔（一个指挥使是当时必当书明的文例）；

（三）两个曹俊的年代辈份，前后相去了两三世（即谱牒中所谓的“世”代）之多，依一般常情来说，相差两三辈就是相距大约六七十年以上的光景了。

王畅先生在考列了以上三点之后，方才下结语说：这样两个同名者（中国历史上同姓名之例那是太多了）被“考”成是一个人，误认了一个“入辽始祖”，而自以为巨大成果，并以此来否定别人的考证。那么，仅仅就此一点来论，“辽阳说”的立中基点，又究竟何在呢？

即此一例，尝脔知味足矣，不必再问全鼎了——全鼎中类似这样的架空的、混乱的、完全不能成立的“考”“论”，在在皆是——构成了本书纠驳的主要篇幅。

这样看来，在本书这座“秦镜”的鉴照之下，那种自号“百世不可移也”与人号“石证如山”的祖籍“辽阳说”，十数年来煊赫流行的，原来就是这样子一个讹谬多层、破绽百出的考证，是经不起像王畅先生这样的学者出来一加核订的。

本书是亦破亦立，即破即立。破立之际，广征博引，言必有据，其设注之精密，全依国际学术著作的通例，一丝不苟，供人覆按，以昭信实。这本身即是学术的道德与品格，说明著者的学力之深厚与忠诚。而且无论是破是立，看他运用文献史料，真如李光弼来将【动词：统帅，指挥】郭子仪军，一经号令，精彩十倍，令人折服。

然而我也念及司马温公曾叹《资治通鉴》成后，能耐心通读一过者，竟无一人。若拿本书比《通鉴》，自然不必（但同属史类），不过我也要说，恐怕真能耐心肯予卒读，也是件不易之事。正因此故，我方不避絮烦，在此多说了一些杂感，其中用意之一端也正有唤起读者兴趣与耐心，望他竟卷而卒读的心情。

粗结一下我对本书的观感，认为至少有以下几大优点：

一、翔实的确，并无空谈虚论。“一步一个脚印”，斑斑留与读者学人覆按、细审、严比、深思——此即示人以治学之正道的极好范本。
二、条条项项，一概凭的是摆事实，讲道理。花招巧辩，诡辞夺理，绝不许其存在惑人欺世。这于端正学风，大有裨益。

三、破就破得搜根兜底，淋漓尽致，是非真妄之辨，决不含浑首鼠，使人眼目光明，胸怀洞彻。

四、立就立得细致周详，光明磊落。著者确立“丰润说”时，不但列举直接力证，而且还作出新的线索之发掘，例如考察康熙保母、曹寅萱堂孙氏夫人究为谁家之女，首先提出了正白旗包衣人孙得功的家世与曹氏的种种密切关系的问题［（１）］。又如丰润曹与内务府曹同时参与山西平叛而得升迁的史迹，并且考明了力荐丰润曹的是当时顺天府巡抚（例驻遵化州，即丰润之北邻，亦辖丰润）宋权——其子宋荦即与曹寅为诗文友而又同在江宁做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继续深入研寻，还会发现两曹之间各种公私关系与血缘联系，）

五、立说与考辨，必引史料依据原文，交代出处，决不厌繁。除了一点耐心也无有的人不愿尽览者外，凡属学人都会感到这种征引是一种自己辛苦、与人方便的学术功德，令读者有一编在手、无假他求之乐。

六、文风的醇正。著者在论辩之际，不管对象的论点与文字是多么超出学术范围，多么可笑可讶，他也不会“光火”“动意气”“以牙还牙”，而总是一味讲理立证，此外绝不见一字一的杂言秽语，讥嘲讽刺。这是表明一位真正学者的可贵品德的标志，老实忠厚的仁人君子的本色（足使有些人对之反省生愧的吧？）。

末了，画蛇不妨添足，我还真盼望这部书能引起学者思索：“红学”的生命是“学”，而不是别的，这一学科的诸多课题，内涵丰富，若都能在本书的“总结性”带头之下，提醒大家都仿此体例而各占一个题目，作一次到目前为止的总梳理，总展示，那将是造福“红学”、嘉曹士林的一大功德胜业。或者，若一时无人响应，就由王畅先生再接再励，计划一套这样的丛书，那就更好了。

不知此意当否？企予望之矣。

“是为序”。序者，引也。“引而不发，跃如也。”其能“发”者，端属王畅先生的椽笔，请君瞩目。

周汝昌

草讫于乙亥十一月二十日灯下

注：

（１）康熙时平定噶尔丹叛乱之战役，延及雍、乾时期，为清史上一件大事，而曹家本身与其重要亲戚，莫不与此役曾有密切关系，即在《红楼梦》中亦有曲折反映（可参看《燕京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１期拙文《曹雪芹〈红楼梦〉之文化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