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白石）词凡八十四首。其中，咏梅（以及提到梅者）共二十八首，咏柳（以及提到柳者）共二十五首，均占（或接近）全部的三分之一。这是一个颇可注意的形象。

在日常生活中，喜爱什么花卉草木，本属个人的嗜好。但是，出现在艺术世界中的花卉草木，却已不是纯粹的自然物，而是经过作者“人化”以后的“复合物”了一一这里，作者的主观意绪和草木的客观形象往往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我们常常可以从这些已经进入到艺术天地里的草木花卉身上，“反照”出作者的某部分内心世界（例如从菊花和莲花的淡泊高洁形象中，看到陶渊明和周敦颐的人品、襟怀）。白石词的反复咏写梅柳，也是与他的某种生活情趣和艺术情趣有着一定关联的。

先说“柳”。“柳者，留也”，唐宋人好以折柳赠别。“两两黄鹂色似金，袅枝啼露动芳音。春来幸自长如线，可惜牵缠荡子心”，“宜春苑外最长条，闲袅春风伴舞腰。正是玉人肠断处，一渠春水赤栏桥”（温庭筠《杨柳枝》）。那袅袅依依的垂柳，本身象征着缠绵悱恻的无限柔情；而曾在柳下送别恋人，这又怎能不睹柳思人、惹起满腔幽思?白石青壮年时代有过一段合肥的情事①，他所恋的琵琶女子恰又住在垂柳夹道的赤栏桥畔（《淡黄柳）小序：“客居合肥南城赤栏桥之西，巷陌凄凉，与江左异。唯柳色夹道，依依可怜”），所以“柳”就往往成为触发他词思的一个物象。而抒写杨柳的词中也往往倾注着他对于恋人所深怀着的眷念之情：

金谷人归，绿杨低扫吹笙道。数声啼鸟，也学相思调。（《点绛唇》）

绿丝低拂鸳鸯浦，想桃叶当时唤渡。又将愁眼与春风，待去，倚兰桡、更少驻。（《杏花天影》）

又正是春归，细柳暗黃千缕，暮鸦啼处。梦逐金鞍去。一点芳心休诉，琵琶解语。（《醉吟商小品》）

恋情、离思的“意”，和垂柳袅柳的“象”，融和成了一片优美深远的“意象”。

但是，光是好写垂柳依人的意象，还不是白石词的特色。这是因为，“花情柳思”，本是词人（特别是婉约词人）所常写的东西。在他之前，婉约派大师周邦彦早已以他的“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兰陵王》）的咏柳词驰名词坛。白石的借柳以抒恋情离思，如果不有他的另一种风貌，那就不能超出前贤；而白石词的卓尔不群就正在于：他把缠绵悱恻、软媚温馨如垂柳的柔情，用梅花那样的冷复幽雅的词品出之。

宋人好咏梅花，这似已成了一种普遍的风尚。《瀛奎律髓》专列咏梅诗一章，而词中则有《梅苑》的咏梅专集，即知此风之盛。白石之所以好咏梅，则自有他的特殊原因。这种原因中，合肥情事当然仍是首当提到的因素：

人间离别易多时。见梅枝，忽相思：几度小窗幽梦手同携?（《江梅引》）为何“见梅枝”而“忽相思”?他与恋人肯定有着小窗携手赏梅花的一段旧事。因此，在他的眼中，梅花已不仅是梅花，而同时又是“她”的化身：

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疏影》）但是，白石与琵琶女子的情遇并不仅仅是在梅花时节；前已提到，在“柳下坊陌”中，他们共同度过了很久的美好岁月（自春至冬都有）。为何他除了写柳之外多写梅花而不喜写妖桃艳杏?这表明，他在艺术生活和审美领域中，自有一种偏好的情致——那就是对于“冷香”、“疏淡”型的感情境界的偏嗜；而这又是与他整个的人品、襟怀有着密切联系的。

把热烈、香软的柔情，用清复雅淡的笔调写出，把柳枝的婀娜袅依和梅花的冷艳淡寒熔铸而为一体，这就形成了白石词的独特艺术个性——尽管白石词的内容并不仅是恋情离思，但抓住了这个主要题材和主体风格，我们就可以进而探求白石词的全体了。

（一）风流骚雅：两种生活情趣的艺术“升华”
白石词，素以“风流”、“骚雅”著称：陈撰谓，南宋词人，要以白石为极诣，“风流气韵，足以标映后世……”（《玉几山房听雨录》）；张炎称白石词“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入神观飞越”（《词源》）。这种风流骚雅的风格，乃是一定的生活情趣在艺术中的“升华”，应当从生活的“土壤”中去寻求它的成因。

每一个朝代，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宋人张端义曾这样概括几个朝代的士大夫们的生活习尚：“汉人尚气好博，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贪。”（《贵耳集》卷下）此说虽有点绝对化，但也确实说着了其中要点。这里且说宋人（南宋士大夫）的“尚名好贪”。

由于封建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由于地主阶级的腐朽本质越到后代越发暴露得充分，因之南宋统治阶层的剥削程度和享受水平，比之前代是越加提高的。张俊在家中接驾，“进奉盘合”中光金器就有一千两，珠子六万九千五百零九颗——这还是在戎马倥偬之际②!从此一事，我们便可想见整个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奢侈生活了。就拿白石与之交游葚密的张镒、张鉴兄弟来说，其生活的豪华简直使人不易置信。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记载：

张（镃）约斋能诗，一时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尝于南湖园作驾霄亭，于四古松间，以巨铁垣悬之半空，而羁之松身。当风月清夜与客梯登之，飘摇云表，真有挟飞仙、溯紫清之意。……群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酒竟，歌者、乐者，无虑数百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

这种豪奢生活又岂止是张镃一家所独有!
除了对于物质的享受如此贪婪地追求之外，宋代统治阶级对于精神生活领域的“名”也不肯放过。他们一方面要穷奢极侈地享乐，另一方面却又要标榜“超尘拔俗”的“淡泊”。那些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官，则在“红袖添香”之外，还要添上“夜读书”的“雅趣”。除了“风流”之外，还要求“文雅”，否则就是称不上“风流名士”的。

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五说：“士岂能长守山林、常亲蓑笠?但居市朝轩冕时，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为胜耳。”这一段话很真实地道出了宋代很多文人的真实心理：既要轩冕而居市朝，又要享有淡泊高古的“雅”名；既要富贵风流，又要不脱“山林蓑笠”的清趣。

生活情趣必然反映在艺术情趣中。五代的《花间》词中，对于享乐生活和男女私情的描写，往往是无所顾忌的。而进入北宋以后，正统文人词中，就开始有了“雅”的要求。这种“雅”，主要表现为既具“富贵气”却又要“富而不俗”。（参见前《唐宋词艺术趣味——艺术风格谈》一文第二小节）而这种“雅”的要求，到了苏轼词中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表现，那就是对于“归隐”生活的企求。苏轼身处忧患，屡遭打击，所以词中很多出世之想。“我欲乘风归去”，“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类话头，在词中是比比可见的。苏词一出，柳词更被贬为“舆台”、“淫冶讴歌之曲”，这里明显地表现出“雅”、“俗”两种艺术趣味的分野。在繁华的物质享受之外，还要充分地享用山林的自然之趣；在风流富贵之外还要存有清旷出世之致，这就成了北宋后期大部分词人的生活理想和艺术兴趣。朱敦儒的一首词就道出了此中况味：“我是清都山水郎……且插梅花醉洛阳。”（《鹧鸪天》）既要“酒千觞”地沉醉于“玉楼金阙”的洛阳城里，却又要“诗万首”地逍遥在山畔水边的梅花树下!

到了偏安于江南的南宋，一方面，他们继续过着“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淫逸生活；另一方面，却更加浓了他们对美丽的江南山水的玩赏之情。便是宋高宗这个享乐集团的头子，也居然要学起张志和来了：“水涵微雨湛虚明，小笠青蓑未要晴。明镜里，縠纹生，白鹭飞来空外声。”（《渔父》）他那十五首抒写隐逸之趣的《渔父》词，曾被御用文人廖莹中称赞为“清新简远，备骚雅之体”（《江行杂录》）。而另一部分正直爱国的士大夫文人，由于政治上的受压抑，也往往借山水之游来发泄、解脱他们的郁闷。如张孝祥词去：“买得扁舟归去，此事天公付我，六月下沧浪。蝉蜕尘埃外，蝶梦水云乡。”（《水调歌头》）但是，不管是享乐者的纵情山水，还是愤慨者的寄情山水，对于山林清趣的追求，则必然会给词坛带来一股更加浓厚的“雅”味。而姜白石的词就充分地体现了这种倾向，它融杨柳和梅花风格于一体，兼具“风流”和“骚雅”的风格，就是宋代（特别是南宋）士大夫文人的两种生活情趣在词里的升华。

白石《莺声绕红楼》词小序云：“甲寅春，平甫（张鉴）与予自越来吴，携家妓观梅于孤山之西村，命国工吹笛，妓皆以柳黄为衣。”携着“家妓”来观“梅”，而诸妓皆以“柳黄”为服色，这该有多么“风流”，又多么“雅致”!词云：“十亩梅花作雪飞，冷香下、携手多时。两年不到断桥西，长笛为予吹。人妒垂杨绿，春风为染作仙衣。垂杨却又妒腰肢，近前舞丝丝。”在这里，梅花的冷艳，柳枝的嫩绿，都统一到了舞妓的风流和赏花者的风雅上了，大有明人诗里“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的风韵。

举此一例，就可知道，白石一辈人所欣赏的生活和艺术情趣，已不仅仅是柳永那般人的“倚红偎翠”，“浅斟低唱”，甚至也不在大晏那些人的“小园香径”、“庭院深深”之中；他们的生活乐趣和艺术视野，比前二者有所拓宽：他们既不愿脱离锦衣玉食的物质享受，又希望在山林野趣中找到更为“高级”的精神满足。换句话说，他们仍然需要有“美人”作伴，但这个“美人”是在“月明林下”的诗一般的环境中袅袅来临的；他们仍然在抒写“花情柳思”，但这种“花”不是热烈的春花，而是冷艳的梅花。西子湖的旖旎妩媚和那孤山梅花的清冷高雅，便统一成了白石的词风。

白石词之所以形成这种独特的风貌，是有复杂的原因的。

首先是时代的原因。南宋整个统治阶层的生活、艺术情趣已如前述，不再多说。除此之外，还与“温柔敦厚”的“诗教说”渗入词中有关。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促使北宋的那种“淫词”势力不得不有所收敛，南宋词坛上，即使是康与之那一些好写侧艳词的文人，词风都比柳永、黄庭坚的某些词作要“干净”得多。而由于苏轼的“以诗为词”，又很自然地使人拿“诗”的创作、批评理论引入词中。“好色而不淫”（杨万里《诚斋诗话》评小晏“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语）已成了南宋人写艳词的一条原则。自南渡以来，“复雅”、“雅正”、“骚雅”便成了词坛上的一种共同的口号。任何人都逃脱不了时代风气的影响，何况白石本人就是一个“雅士”。“共性”与“个性”相结合，这就成为了白石词风由原先的“艳科”词风向“骚雅”发展的第一个原因。

白石一生是个布衣。但他不像后来的某些“江湖派”诗人那样，或奴颜媚骨以求干谒，或狡狯油滑以索“秋风”。他品节高洁，范成大称他“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齐东野语》卷十二），陈郁称他“襟朝洒落，如晋宋间人”（《藏一话腴》）。他又有极深厚的文艺修养，诗、文、词、字皆为当世名公所推赏，又精通古乐，可谓是深得风雅之致。清高的人品。精深的文学造诣，使他的生活情趣和艺术情趣极为自然地偏向于“骚雅”一路。这又是第二方面的原因。

白石词的“骚雅”主要可从下面两方面见出：

一是以“雅笔”写艳情。白石有诗云：“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过垂虹》低唱宛转的风韵之中，兼有萧闲高雅之致。诗是如此，词也一样：

人绕湘皋月坠时，斜横花树小，浸愁漪。一春幽事有谁知?东风冷，香远茜裙归。鸥去昔游非。遥怜花可可，梦依依。九疑云杳断魂啼，相思血，都沁绿筠枝。（《小重山令》）

写的是极为缠绵哀怨的“幽事”，然而又用了“月坠时”、“东风冷”、“九疑云杳”等雅洁的“背景”，使这种“艳情”变得淡化、雅化，使之组成了一幅精深（指其情韵）高秀（指其词品）的悠远意境。

二是多写山林雅趣。这只须录几首词的小序，便可知他的兴趣所在了：

……大舟浮湘，放乎中流。山水空寒，烟月交映，凄然其为秋也。坐客皆小冠綀服，或弹琴，或浩歌，或自酌，或援笔搜句……（《湘月》）

予久客古沔，沧浪之烟雨，鹦鹉之草树，头陀、黄鹤之伟观，郎官、大别之幽处，无一日不在心目间；胜友二三，极意吟赏。□来湘浦，岁晚凄然，步绕园梅，”搞笔以赋。（《清波引》）

予客武陵，湖北宪治在焉。古城野水，乔木参天，予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意象幽闲，不类入境。秋水且涸，荷叶出地寻丈，因列坐其下，上不见日，清风徐来，绿云自动，间于疏处窥见游人画船，亦一乐也。（《念奴娇》）

但是，我们又注意到，就在这种幽雅闲远的风景画中，还时时浮现出一个“倩影”：“谁解唤起湘灵，烟鬟雾鬓，理哀弦鸿阵。”（《湘月》）这种“冷”中有“暖”、雅趣中有柔情的意味，正是白石词“骚雅”而兼“风流”的本色。

三是多发思古之幽情。白石既以风流骚雅自命，因此他的词中常常浮现出两位古人的影子，一是风流的杜牧：“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扬州慢》），“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琵琶仙》），“扬州梦觉，彩云飞过何许”（《月下笛》），“东风历历红楼下，谁识三生杜牧之”（《鹧鸪天》）。他有杜牧的才情，也有杜牧的艳遇，更有杜牧“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③的悲感。这种“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鹧鸪天》）的杜牧式的爱情遭遇和感情，就构成了他词中“风流”而缠绵的成分。

除了杜牧之外，白石对晚唐的隐士陆龟蒙又颇多企羡之情。杨万里尝称他“甚似陆天随”（《齐东野语》卷十二），而他的词也这样写道：“第四桥边，拟共天随（陆龟蒙自号‘天随子’）住。”（《点绛唇》）④这种高远淡泊的人格，又化成了他“骚雅”的词品。

由于白石词兼具“风流”与“骚雅”，符合着当代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艺术的情趣，所以赢得黄升的激赏：“白石词极精妙，不减清真乐府，其间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六）这个评语在婉约派中可谓是“叹为观止”的最高评价了。

（二）清空流美，秀出于“婉约”“豪放”之外

汪森曾说：“西蜀南唐而后，作者日盛。宣和君臣，转相矜尚。曲调愈多，流派因之亦别。短长互见，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词综序》）“言情者”指的是婉约派；“使事者”指的是豪放派。在汪氏看来，白石词是由力避二者之失而创造其新风格的；在我们看来，则除此之外，他同时又还吸取了二者之长：他正是把豪放派那种清疏刚健的词风引入到原是深婉软美的“言情”之作中来，形成为一种以硬笔写柔思，淡笔写浓情的清空流美的新风貌。因此，也可以说，白石词风是婉约与豪放两大派“嫁接”之后的产物，它在传统词的“柔美”中多少引入了一点“刚美”。

任何作家都是从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而起步前进的。白石曾经广泛、深刻地涉猎和钻研前代（和同代）人的诗词，他的词风自然要受到前人的影响，如白石早年曾经从江西派学诗，他的词中就明显地有以江西诗法人词的痕迹⑤。

宋代词坛，在白石以前，婉约词的面貌几经变化：先是，北宋前期的大晏等小令派词人沿袭《花间》、南唐，造成了一种风流蕴藉的风格；与此同时，柳永又开创了长调铺叙的词风。后来，秦观吸取了前二派的长处，形成为“情韵兼胜”的婉约词的“正宗”风格。随后，周邦彦以其“顿挫之妙，理法之精”（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又把婉约词朝着“格律派”的方向引进。白石精通音律，所咏写的主题也仍是传统的“言情”，他继承周邦彦词风乃是很自然的事。因此黄升把他与周氏比较高低，就是基于他们词风同宗这点而言的。对此，我们要补充的一点则是，周邦彦虽然基本上克服了柳词“咩缓”、“从俗”的缺点，但他自己也尚未脱尽软媚侧艳的习气。所以白石词既要走这“骚雅”一路，他就不能再学周词的软媚。这样，他就必然会向豪放刚健的苏、辛词——特别是与他个性相近的旷放清远的苏词靠拢了。

从个人品格而言，白石狷介孤高，与东坡的为人有相近之处。白石的怀才不遇、浪迹江湖，与东坡的才高被妒、连遭贬逐也有某种相似之处。在词的创作中，白石也接受了东坡以表情达意为主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他的“自度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长亭怨慢》小序），就与东坡精神相通。

白石与辛稼轩有过交往，他的词集中就有与稼轩唱和的四首词，“其吐属气味，皆若秘响相通”（刘熙载《艺概》卷四）。所以，稼轩词中那种硬峭的气势也不能不多少影响白石。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就说过：“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道出了它受辛词影响的“消息”。

和传统的婉约词比较，苏、辛词具有一种硬、疏的风格。白石词既把杨柳的柔婉与梅花的疏瘦结合在一起，又把婉约词的宛转情深和豪放词的刚健清旷融合为一体，这就使他的词中出现了以刚写柔、以淡写浓的“柔”与“刚”相兼美的风格。如：
渐吹尽枝头香絮，是处人家，绿深门户。远浦萦回，暮帆零乱向何许?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吩咐：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算空有并刀，难剪离愁千缕。（《长亭怨慢》）

明明是并刀难剪的离情别绪，作者却用清空如白话的笔触一气写来，其间几经旋折，越旋越见“力度”，于柔肠百结处更显出波峭陡折之势。麦孺博评为“浑灏流转，夺胎稼轩”（《艺蘅馆词选》丙卷引），是为得之。由此可见它“以刚写柔”之一斑。又如：

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

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鹧鸪天》）

极为浓挚的别情，却结之以“两处沉吟各自知”的淡语。“人间别久不成悲”与“不思量，自难忘”（苏轼《江城子》）一样，都像那种淡而极醇的清茶一样令人久久回味。再如：

巷陌风光纵赏时，笼纱未出马先嘶。白头居士无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随。花满市，月侵衣，少年情事老来悲。沙河塘上春寒浅，看了游人缓缓归。（《鹧鸪天》）

“少年情事”，该是何等的旖旎浓烈，而换得老来的一腔悲感——“沙河塘上春寒浅，看了游人缓缓归”，这淡淡的两句之中，又蕴藏着多少深浓的感慨!由此可见它“以淡写浓”之一斑。

张炎《词源》说：“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这种“清空”、“峭拔”之致，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所受的苏、辛词的影响；吴衡照所说白石词的“乃具深宛流美之致”（《莲子居诗话》卷二），则又是来源于他所继承的婉约词风的柔婉绵邈。白石正是以他卓越的才情和高妙的词笔，把二者调熔于一炉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的神味。

（三）“幽韵冷香”：“冷处理”后的热情

白石是一个有着心理创伤的词人。他的词之所以形成瘦冷清空的面目，隐然有着他内心的“伤痕”在。

首先是时代的“伤痕”。白石虽不像稼轩那样，有着济世救国的大志，但毕竟也是一个有着爱国之心的文人。他目睹原先繁华的扬州城经过战争创伤变得“四顾萧条”、“荠麦弥望”，因而吟出了“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的哀苦之音（《扬州慢》）；他到合肥（地近前线），“出城四顾，则荒烟野草，不胜凄黯”，因而发出“更衰草寒烟淡薄，似当时将军部曲，迤逦度沙漠”的悲叹（《凄凉犯》）。祖国山河的疮痍，必然给词人的心理抹上一层阴冷的色彩，尽管他没有沿着反映现实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其次是他个人遭遇上的“伤痕”。尽管他多才多艺，受到一时名流如杨万里、范成大、萧德藻、张平甫兄弟等人的激赏、推荐和照顾，可是却始终飘荡江湖，以贫困终老。“不见词人到老穷”（杨万里《进退格寄张功甫、姜尧章》）虽有些夸张，而苏洞《到马塍哭尧章》所说“除却乐书谁殉葬?一琴一砚一《兰亭》”却是亲见之实事。依附于人的“清客”地位，“谁念飘零久”的羁旅生活，使他充分地尝到了人生的苦味。“岑寂，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惜红衣》），他的心境是落寞的。更何况，他青壮年时代的那一段情事——后来终于成了悲剧，又时时嚼啮着他的心，因此他的词境不能不浸染着一种寒冷的气氛。这样，我们便可了解，白石为什么好用“冷色”字面，好写“冷”的事物了。“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倦网都收，归禽时度，月上汀洲冷”，“一春幽事有谁知?东风冷，香远茜裙归”，“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人瑶席”，这种幽冷的词境中，混和着他“南去北来何事?荡湘云楚水，目极伤心”的羁愁，交织着他“沉思年少浪迹，笛里关山，柳下坊陌”的苦涩，隐现着“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鸩”的惆怅，也多少掺合着“暝人西山，渐唤我一叶夷犹乘兴”的“雅趣”。这种词境，是一种复杂的感情之集合体，犹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磐”（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一），在整个宋代词苑中可谓独标一帜。

但是，白石毕竟还是一个有热情的人。读一读他的“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吩咐：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想文君望久，倚竹愁生步罗袜。归来后，翠尊双饮，下了珠帘，玲珑闲看月”（《八归》），就知他的内心深处仍旧隐藏着感情的热潮。不过，白石的个性不像柳永、秦观，他的热情是经过“冷处理”而出之的。试读他的《踏莎行》：

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何等轻盈娇软的“倩影”，何等缠绵宛转的情意，最后却归结为皓月千里下的一片冷魂归去!再如《淡黄柳》：

空城晓角，吹入垂杨陌。马上单衣寒恻恻。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识。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强携酒。小桥宅。怕梨花落尽成秋色。燕燕飞来，问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一城醉人的春色，一怀撩人的春情，最后全化作了“唯有池塘自碧”的凄凉……

刘熙载评白石词，曾说过一段十分“知味”之言：“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容，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艺概》卷四）这个以梅花的“幽韵冷香”拟姜词的譬喻正是再恰当不过了：梅花仍然有“香”，仍然有“韵”，这个“香韵”便是它的“热情”所在；但是它的这种“热情”却是经过“冷处理”的，因此表现为“幽”、“冷”——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它的“高”、“古”、“瘦”、“雅”。这些特质合起来，便是白石词的特有韵味。

自然，白石词也是有缺点的：它的远离现实，它的题材狭隘和门径局促，“高格响调，不耐人细思”（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词中多有“俗滥处”、“寒酸处”、“补凑处”、“敷衍处”（周济《宋四家词选》）……所有这些，都无庸讳言。但在这里就暂不多作批评了。

注释

①参阅夏承焘先生《合肥情事考》。

②见《武林旧事》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

③杜牧《题安州浮云寺楼寄湖州张郎中》诗。
④白石诗中还多称赞陆龟蒙之句，如：“沉思只羡天随子，蓑笠寒江过一生”（《三高祠》），“三生定是陆天随，又向吴松作客归”（《除夜自石湖归苕溪》）。
⑤参缪钺先生《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及夏承焘先生《论姜白石的词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