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元义、彭松乔
近些年来，人们对当前文学创作症候进行了不同的诊断，开出了不同的处方。有的认为，有些作家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叙写人的欲望层面的生活内容、渲染人的动物性的原始、粗俗的野蛮行为和毫无必要地加进了许多对脏污事象与性景恋事象的描写，是因为“一是作者过高地估计了包括性在内的本能快感的意义和价值；二是他没有自觉地认识到生理快感和心理美感的本质区别，忽略了人的深刻的道德体验和美好的精神生活的意义。”有的提出，从文坛的整体格局上看，虚浮苍白且焦躁不安的功利性写作依然广泛地存在着；借助各种反自律性的表达手段，通过暧昧性的感官迎合，让作品谋取市场利益的情形依然屡见不鲜；尤其是一些新崛起的青年作家，精神格调与审美眼光普遍不高，创作热情却是异常高涨，感官化、粗鄙化、表象化的率性之作大量出现。这种看似热闹实则平庸的创作现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表明了某些作家为了重新谋求社会核心价值代言人的身份或世俗化的物质利益依然在进行各种突围表演，而并非是真正边缘化了的作家在艺术自律性上的自觉努力。当前中国文学创作之所以日显平庸，主观原因是高迈而卓越的文学信念的缺席，向“伟大的作品”冲击的文学抱负的匮乏。有的指出，有些文学作品不以真善美感动人心，而以眩惑诱惑人心。这种眩惑现象的大肆泛滥充分说明了当前有些作家在审美理想上的迷失。在有些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绝望情绪。而有些作家之所以陷入绝望，就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可以看出，人们已经逐步找到当前中国文学发生较为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这个基础上，有人进一步地概括了造成当前中国文学这种较为严重危机的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

首先，从时代原因看，从文学的生态环境和文学的生产机制看，有人指出文学的生产机制、规律与市场的需求之间，与作家的自我形象塑造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就是两个尖锐得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一个是市场需求多与作家“库存”不足的矛盾，另一个是市场要求的出手快与创作本身的要求慢、要求精的规律发生了剧烈的矛盾。不可否认，当前不少作家的确陷入了这两大矛盾中不能自拔。不过，在这些作家中，普遍缺乏一个大作家应有的潜质。即使在更好的环境里，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大作家，写出大作品。而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家却不受这两大矛盾的困扰。他们仍在潜心创作，力争创作出传世的伟大文学作品。其实，社会公认的大作家大作品与市场的需求不是矛盾的。得到社会认可的大作家大作品，无论是在社会效益上，还是在经济效益上，都比那些速生速朽的文学作品更好，更大。一些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经典文学作品在市场上仍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这两大矛盾对当前中国文学创作虽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主要的。

其次，从文学本身和创作本身看，有人认为当前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因此，当前中国文学亟需强化肯定和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所谓正面价值声音，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应该是对人类某些普世价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魂魄。它不仅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对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对民族灵魂重铸的理想。这里切忌把批判精神和建构精神对立起来。如果这是针对有人要求文学对现实生活进行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而言，那是相当正确的。因为这种文学的拒绝和批判在否定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势力的同时，也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在高扬文学的批判精神时脱离了真正的现实生活的物质批判力量。这种拒绝和批判必然是软弱无力的。

但真正的文学的批判精神和建构精神却是统一的。因为这种文学的批判精神是作家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作家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是统一的。否则，作家的批判就是“用头立地”。也就是说，文学的这种批判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这种文学的批判精神与建构精神不是对立的。列宁指出，列夫·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的内在的虚伪。列夫·托尔斯泰的批判之所以具有这种巨大的力量，就是因为他表现了当时俄国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威力。而列夫·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和“金钱势力”的咒骂之所以无力和绝望，是因为他看不出当时俄国哪些社会力量能够消除“变革”时代所特有的无数特别深重的灾难。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问就是真正的批判。鲁迅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为题在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问时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作家的拷问不仅揭示真相，即“剥去了表面的洁白”，而且否定罪恶，肯定洁白，即“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问之所以深刻而有力，就是因为这种拷问和现实生活的拷问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在“破”和“立”上，鲁迅不是偏重，而是提倡正确的“破”和正确的“立”。这种正确的“破”与正确的“立”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鲁迅在1925年所写的《灯下漫笔》中提出，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既有“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的“破”，也有“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立”。其实，“破”有两种情况。鲁迅在反对“修补老例”中，正确地区分了两种“破坏”。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指出：“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鲁迅认为：“无破坏即无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这两种破坏都是没有新建设。这是鲁迅坚决反对的。鲁迅在反对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时肯定了一种破坏，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破”有两种，“立”也有两种，一是“修补老例”，僵尸复活，一是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进步，即精神寻根。鲁迅在大力肯定后一种“立”时，坚决地批判了前一种“立”。因为前一种“立”是“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瞿秋白所说的“旧的卫道先生们渐渐地没落了，于是需要在他们这些僵尸的血管里，注射一些‘欧化’的西洋国故和牛津剑桥哥伦比亚的学究主义，再加上一些洋场流氓的把戏，然后僵尸可以暂时‘复活’，或者多留恋几年‘死尸的生命’。这些欧化绅士和洋场市侩，后来就和‘革命军人’结合了新的帮口，于是僵尸统治，变成了戏子统治。僵尸还要做戏，自然是再可怕也没有了。”鲁迅在批判维护封建主义等级秩序的腐朽文化和维护它的流氓文人的同时，热忱地肯定了中华民族的脊梁。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指出：“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他认为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要求“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鲁迅不但区分了两种中国人，而且指出存在两种中国文学。在这个基础上，鲁迅不仅深刻地批判了一些中国人和中国文学，而且高度地肯定了有些中国人和中国文学。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善恶的能力。总而言之，人类对于道德要负责的，不但对恶负责，对善也要负责；不仅仅对于一个特殊事物负责，对于一切事物负责，而且对于附属于他的个人自由的善和恶也要负责。”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他不但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善和什么是正确的恶，而且要提高鉴别和表现这种善恶的能力。过去，有些作家尽管正确地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但缺乏深入表现这些善恶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所表现的真善美缺乏感动人心的力量。

而当前人们之所以一再地要求当前中国文学强化批判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当前中国文学存在一种消解文学批判精神的倾向。这就是有些作家为了肯定那些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的文学，提出了粗鄙存在观。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他们认为，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是消灭大部分作家。这种典型的粗鄙存在观，漠视价值高下的判断，它不是追求更好的，而是肯定更坏的。也就是说，它放弃了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放弃了对人的尊严和理想的捍卫。它只承认人的存在，否认了人的发展和超越。这种存在观消解了文学的批判精神。因此，当前中国文学提倡文学的建构精神必须和这种粗鄙存在观区别开来，必须和文学的批判精神统一起来。否则，所谓文学的建构精神必然是空洞而抽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