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遇春（1906~1932）笔名秋心、驭聪，福建闽侯人。现代散文家、翻译家。

梁遇春本人恐怕不会料到，自己“半梦半醉”间写下的文字，竟会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史上极富个性的一章。

 作为上世纪20年代北大英文系的一名学生，他不是迟到，就是旷课，丝毫不珍惜与大师们亲密接触的机会。相反，倒是酒肆茶馆，甚至电车上，那些行色各异的人，更能引起他的兴趣。

更为过分的是，他还振振有词为自己辩护。

《“春朝”一刻值千金》中，他写道：“醉也似的躺着，一直躺了好几个钟头，静听流莺的巧啭，细看花影的慢移……让我们天天多躺一会儿罢！”原来，他迟到只是为了睡懒觉。

另一篇《途中》，他为自己旷课瞎逛找来的理由是“认识人生”。因为，只有在途中，“我们的方寸是悠然的，不专注于一物，却是无所不留神”。

然而恰是由于以上这些辩词，使他成就了“中国的伊利亚”的名声。伊利亚（即查尔斯·兰姆）是19世纪英国著名随笔作家，其作品一反以往动辄探讨宏大主题的叙述，而是醉心于捕捉身边的点滴琐事。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看来，梁遇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白话散文史上早期的尝试者、实践者和开拓者之一。

不过，仅从年龄和外表看，他怎么也不像位开山祖师。据说，这位有些富贵气的公子哥儿，说话有点结巴，时不时还会脸红。在师长温源宁眼中，他“连谦虚之态也深藏起来”。听人讲话，脸上总会露出一种凝神专注之态，很能满足对方的虚荣心。

或许只有在“半梦半醉”中，梁遇春的真性情才会展现得淋漓尽致。当众人讨论人生观时，他提出了“人死观”，并大声质问：“为什么不勇敢地放下一切对生的留恋的心思，深深地默想死的滋味？”

他讨厌虚伪的微笑，喜爱真实的眼泪。“每回看到人们的流泪，不管是失恋的刺痛，或者丧亲的悲哀，我总觉得人世真是值得一活的”。

“他的美在于对矛盾和痛苦的肯定，对流逝的肯定，对人生的肯定。”傅光明说。傅将此定义为“悠然”，即深知人生的矛盾，却赞美这些矛盾。

也有学者评价，梁遇春的文章具有“含着泪的微笑”式的幽默。这种幽默并不是令人捧腹大笑的低级趣味，而是带有深刻人生感悟和底蕴的沉思。

一位清华大学今年毕业的研究生，偶然读到梁遇春的散文后惊叹道：“天啊，‘五四’时期还有这样的文字！”在她从课本中获得的印象里，当时的作家，热心于运动，个个慷慨激昂。“他怎么会有闲情逸致写‘小资’文章呢？”

的确，无论是在北大的书斋，还是暨南的课余，或于福州的寓所，梁遇春都没和“政治”沾过边。正如《谈“流浪汉”》中所说，他向往的是：“对于自己一时兴起，想干的事趣味太浓厚了，只知道口里吹着调子，放手做去，既不打算这事对人是有益是无益，会成功还是容易失败。”

显然，功名利禄不是这位“流浪汉”的追求。事实也如他所愿。无论生前生后，梁遇春及其文字大多限定在一个小圈子传颂。26岁那年，他突患猩红热“夭折”了，只留下两本薄薄的散文集。挚友废名说他“并没有多大的成绩，他的成绩不大看得见”。

愈往后，他那悠然的“小资情调”与宏大的文学史观愈难相容，渐渐淡出“主流文学形态”。即使是由唐弢编写的、有筚路蓝缕之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里，对他也只字未提；由温儒敏等人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谈到散文创作，“鲁迅的冷峻犀利，郭沫若的雄奇豪放，郁达夫的袒露自怜，叶圣陶的平实冷静，废名的古朴朦胧”，数来数去，仍然少了梁遇春。

其实这位天生才子本来就不在意生前生后名。他常说，青年时候死去，在他人的记忆里永远是年轻的。“我们还是陶醉在人生里，幻出些红霞般的好梦罢，何苦睁着眼睛，垂头丧气地过日子呢？”

然而他短促绚烂的才华，并未因排除在高头大章之外而从此湮灭。诗人冯至深情地为他写下十四行诗：“你像是一个灿烂的春／沉在夜里／宁静而黑暗。”

事隔多半个世纪，就读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的许知远，专门效仿梁遇春，任阳光打在脸上，懒洋洋地斜靠在床头。

只是，在一片TOEFL（托福）的书海中，惟有他一人手持一卷散文，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许知远感叹说：“我行走在已经变得匆忙不堪的校园里，目睹着两旁的人去努力争夺他们或许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时，我无法不想念那个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