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天涯海角石刻群的历史面纱
作者：杨其元
作者题记：郭沫若先生的六十年代的考察和“天涯海角”成语的指向，使人们普遍认为最为知名的是 “天涯”、“海角”石刻，天涯海角游览区就这两块石头可看。事实上，由于天灾影响、收藏技术、经济条件以及思想观念等因素，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真正面目的解读。在潮汐的冲刷中真正的历史渐渐隐蔽原有的面貌，覆盖了岁月泥沙，遮掩了其辉煌，使人们看不到真正的“天涯海角”所在——“海判南天”石。然而，对“海判南天”石刻群的研究与解读，还原了历史的真正面貌，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使人们真正了解该石刻背后的历史事件，了解该石刻的重大价值——发现了我国地理史上的重大历史遗址，使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天涯海角”所在。
具有独特文化和传奇色彩的天涯海角游览区，位于海南省三亚市西南23公里处海滨，以椰风海韵的热带风光、银沙巨磊的自然奇观、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多彩浓郁的民族风情驰名海内外。作为海南建设最早、影响最大、游客最多、效益最好的标志性景区和三亚名片，已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和首批国家4A级景区。
“天涯海角”一词意寓“边际遥远之地”,千百年来积淀下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在人们心中植下了深深的“天涯情结”。历代名家带有“天涯”与“海角”的诗词曲赋等多不胜数,表达了不同的心境与感怀。诸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等耳熟能详的名句,至今仍被人们时时传诵。
清代程哲先贤和民国王毅将军分别在景区内两块相邻的巨石上题刻了“天涯”与“海角”四个大字，使这里成为人们“天涯情结”的地理落脚点和物化载体。上世纪60年代初，著名大文豪郭沫若先生三临其地考察，欣然题写了“天涯海角游览区”并赋抒怀诗三首。80年代，一曲《请到天涯海角来》唱响大江南北，更使天涯海角成为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憧憬与向往。1990年，景区的另一奇观“南天一柱”成为人民币2元背面的图案，流通于祖国的东西南北，更增添了美誉度。三亚建市以来，通过几代领导人和创业者的努力，投入大量的资金，开发景区、建设景区、宣传景区，使景区的知名度极大提升。天涯海角由此成为著名风景名胜和海南旅游标志性景区。
如今，每年有数百万游人来到这里，以圆心中“陪你到天涯海角”的梦想。
海南的“天涯海角”共有摩崖石刻十处，其中五处摩崖石刻属清代和近代题刻，由“海判南天”、“天涯”、“南天一柱”、“海角”、“海阔天空”石刻群构成;还有五处摩崖石刻属现代题刻：由郭沫若先生题刻在天涯石上的“天涯海角游览区”、“游天涯海角诗三首”，由范敬宜先生题刻在日月石上的“日、月”，以及分别由赵朴初先生题刻在“笆蓠凝霞”景点前石上、由沈鹏先生题刻在“海判南天”石刻背面的两首“咏天涯海角的诗”。
而摩崖石刻群中，普遍认为最知名的是“天涯”和“南天一柱”石刻，其实不然，其中还有年代最为久远、造型最为特别、且价值最高的石刻，那就是“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题刻的“海判南天”石刻群。让人费解的是该题刻由清朝康熙皇帝遣派的钦差所为，又是题刻在经过人工剖开加工的巨石面上！所有这些石刻的背后是否隐藏着重大的秘密?是否与天涯海角的来历相关?由于历史记载匮乏，资料散失及线索渺茫，已很难弄清其真实背景，更谈不上解密了。
为了解开这一“天涯猜想”之谜，天涯海角历史文化课题研究组先后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地，收集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历史文献。尽管史料浩繁且头绪错杂，经过课题组的辛勤劳动和分析研究，还是幸运地从这些古旧的历史文献中淘到了金子，叩开了这扇紧闭了近三百年之久的历史之门。天涯海角游览区的摩崖石刻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每一块摩崖石刻都有文物价值和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我们将研究、考证“海判南天”摩崖石刻群的结果公诸于世，以揭开历史的真实面纱。
一、关于“海判南天”的记载及其谜团的破解情况
1、郭沫若点校的清光绪版《崖州志》中的记载
郭沫若先生点校的、清光绪二十六年州牧钟元棣开局纂修《崖州志》的卷二十二、杂志类金石目中记载：“‘海判南天’石刻：在下马岭海滨巨石上，字大三尺许。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钦差苗曹汤巡边至此，镌。见宋《志》。”因后人对郭沫若先生权威性尊崇，长久以来，一直认为苗曹汤是一位钦差的名字。八十年代文物普查时，普查人员依照郭沫若点校的光绪年纂修之《崖州志》的记载，在原“海判南天”题刻的两侧加刻上“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和“钦差苗曹汤”。从未有人发现过光绪版《崖州志》存在的遗漏，更没想到还会存在误导后人的问题。
然而，文中提及的“宋《志》”是何书？深究方知，是乾隆二十年崖州知州宋锦任内纂修的《崖州志》之简称。
2、乾隆年间纂修的《崖州志》解开钦差苗曹汤之谜团
钦差苗曹汤是什么人？没有人提出疑问，也缺乏关注,更无人查考这个疑问。或许文中提及的“宋《志》”是一个提示？
根据这条线索，我们决定寻找乾隆二十年崖州知州宋锦任内纂修的《崖州志》。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到已经列为善本和孤本的乾隆二十年刻本宋锦《崖州志》（国家图书馆已将宋锦《崖州志》制作成微缩胶片以备份），发现了其中有关于钦差苗曹汤的记载，而该记载不仅印证了曾经有过的猜想，更解开了这个隐藏了二百多年的历史谜团。
宋《志》中在“海黎志黎情目”篇里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遇京差苗、曹、汤三大人巡边至儋州，吴十出降”，附注“大人至（崖）州东下马岭海边刻‘海判南天’四大字于石”。从宋锦《崖州志》得知，原来“苗曹汤”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指三个人，是三位钦差的姓！记载中提到的吴十则是黎族土著部落的一个首领。
郭沫若先生为什么没校正这段志史呢？依据郭沫若先生在为其点校的光绪版《崖州志》重印本所撰写的“序重印《崖州志》”一文中，郭沫若先生写道：“……原书校刊时，从事者似不甚谨严，错落处不少。”“工作仅费十日，粗疏之处，在所难免。不敢曲求鉴谅，但请读者自行核定，以免以讹传讹，不胜企祷”。我们认为，由于民国三年排印的光绪版《崖州志》没有标点，且未录十分重要的“三大人”三个字，加之郭沫若先生点校工作短促未来得及考查宋锦《崖州志》，因此没有校正这段志史，将这一考证、校正志史的机会留给了后人。
那么，这三位分别姓苗、曹、汤的钦差是谁呢？三位钦差为何要同时到儋州巡边？到崖州来干什么？为什么在下马岭海边被剖开的石面刻下“海判南天”，而不在一块完好石上题刻呢？从天涯海角景区“海判南天”石刻及附近的石群可以看出，这组石群是经过人工剖切的，且经人为放置的，并不是完好的巨石。在当时没有起重设备和剖切机械的情况下，仅靠人力把巨石剖切，又将其分开放置，那么这些钦差为何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来做这些事情？这一石刻与周边巨石又有什么关联或含义呢？
二、“海判南天”石刻群与《皇舆全览图》测绘的关系
1、闻名遐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盛况空前
康熙五十三年前后，康熙皇帝正着手进行一个宏伟计划，这就是当时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由首次引入经纬度和测量技术等西洋科学所进行的全国地图测绘工作。
“海判南天”题刻会不会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有关联呢？(1)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情况
168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听闻康熙雅好西学，遂以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名义，派遣五位精通科学的传教士前往中国。时值中国强盛时期，便不怕外来文化“同化”，康熙同意其中三位在中国传教，另两位做他的私人教师。于是，将西学融会贯通的康熙，对土地测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曾亲自定位、调整各种形式的仪器，精确地计算，并与实测距离核对十分准确。因此，当西学老师建议康熙进行一次全国土地测量时，康熙十分兴奋，如此浩大的工程，全世界都没做过。于是，康熙命宫廷教师白晋主持这世界第一的工程。
由于该项工程十分艰难，耗费时日相当长，于是，为了完成这次测绘，除了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Bouvet)以外，康熙还招募了雷孝思(JeanBaptisteRegis)、杜德美(PetrusJartoux)、汤尚贤(De,Tarter)、潘如(FabreBoujour)、冯秉正(DeMailla)、德玛诺(Hinderer)、葡萄牙人麦大成(Cordoso)、日尔曼人费隐（Fridelli）、单占爻、奥古斯丁（Augustin）等几十位西洋传教士，还培训了大量的中国测绘人员，用以专门从事这项测绘工程。为顺利开展测绘工作，清康熙政府除购买西洋测绘仪器外，还自制了部分测绘仪器，组成数支测绘队，每队都由传教士的科学家带领，钦监天派员主事，兵部主持。
由此可见，清康熙的地图测绘工作是以兵部为主，钦天监派员以及众多外国传教士共同参与完成的。《四库备要·吏部·历代官吏表》载：清代职方“掌天下舆图，以周知险要，叙功核过以待赏罚黜陟”。职方即兵部职方司，康熙时为咨车驾清吏司。钦天监天文科掌管天象、经纬度测量。此次大规模测绘活动南到海南岛，北达黑龙江，东及台湾，西至西藏、哈密以东，包括了关内十五省和满蒙藏各地(新疆有战事而未测后朝代补之)。测得经纬点641个，其中广东省37处，海南岛7处。
该项浩繁的测绘工作，正式开始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完成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历经整整十年时间。期间遣派了若干批测绘钦差去到各地，花费了大量库银和人力、物力，完成了除新疆哈密以西及西藏部分地区以外的全国性地图测绘，康熙钦定为《皇舆全览图》，并于康熙五十八年正式颁布。
(2)从史实中考证出三位钦差的基本情况
据《明清史料》中《西洋人费隐等奉旨往四川等九省区画地理图散叶》的资料记载。“一件钦奉上谕，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十一日准兵部咨车驾清吏司案呈准养心殿咨称：康熙五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监视养心殿李秉忠、武英殿布尔赛等八人，西洋人费隐、单爻占、麦大成、汤尚贤往四川等九省去，列名绿头牌启奏。……画江西、广东、广西省着李秉忠、西洋人麦大成、汤尚贤去。……于初四将向导护军参领郎图、郎中绰尔代、五官正苗受等十三人列名绿头牌启奏。奉旨郎中绰尔代、五官正苗受着派往江西、广东、广西省。……西洋人麦大成、汤尚贤伊等各骑马五匹，监视养心殿李秉忠骑马五匹。驮仪器马一匹。郎中绰尔代、五官正苗受各骑马四匹。”
《康熙起居注》载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康熙言：“从前差李秉忠等往画地图，俱给有印记，总督、巡抚处亦行文知会。”显然，此次测绘任务要求各省都府给予相关配合。
列为绿头牌启奏的测绘人员便是测绘钦差，而往江西、广东、广西的测绘钦差有中方的李秉忠、绰尔代、苗受（也称苗寿）以及传教士麦大成和汤尚贤。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江西巡抚佟国勷报康熙奏折：“奉为钦奉上谕事窃照江省绘图、舆图一案，奴才于康熙伍拾贰年伍月贰拾伍日接准兵部咨开，奉旨江西、广东、广西省着李秉忠、西洋人麦大成、汤尚贤去。又奉旨郎中绰尔代、五官正苗受着派往江西、广东、广西省。”
从这份朱批奏折可以知道绘图人员李秉忠、麦大成、汤尚贤、苗受、绰尔代等于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结束江西测绘进入广东省。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汇编》有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广东巡抚满丕奏进广东省全图折，由此知广东地图已于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日绘制完成。而地图绘制完成后，还要进行经纬度测定。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此次测绘广东省时，在海南有7处测量了经纬度，而测定经纬度均在每年的十一月。当时海南隶属广东省统辖，遣派至广东省的测绘钦差苗受、绰尔代、李秉忠、麦大成、汤尚贤等人当中，就有人来过海南。说明确有测绘钦差在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巡边至崖州东下马岭，按宋《志》关于“钦差苗曹汤三大人”的记载，可以断定就是苗受、绰尔代、汤尚贤这三位测绘钦差。
那么，为何郭沫若先生点校的光绪版《崖州志》中有关“苗曹汤”的记载会出现错漏呢？测绘钦差苗受、绰尔代、汤尚贤又是何许人呢？我们对此又作了一番研究、考证。
乾隆二十年版的宋锦《崖州志》，是在康熙《皇舆全览图》测绘结束，又经过41年的岁月后，由于曾经发生过崖州“州署倾圮”、“片板只字无复存”，故根据众访采辑而得。因此宋《志》只能根据采访者的回忆，记载下“（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遇京差苗、曹、汤三大人巡边至儋州，吴十出降”(附注“大人至州东下马岭海边刻‘海判南天’四大字于石”)的历史情况。附注内容是崖州知州宋锦采访记“大人至州东下马岭海边……”中的州东则是指崖州州东。而光绪版《崖州志》的记载中就漏掉了“三大人”三个字。
我们反复认真地对照康熙朱批的有关奏折和相关史料，经过仔细研判“苗、曹、汤三大人”的有关记述，认为这“三大人”应该是钦天监五官正苗受和理藩院郎中绰尔代以及法国传教士汤尚贤。郎中绰尔代是满人，而“绰”与“曹”发音相近似(在地方口音较重的海南，被采访人难免出现口音误差)，就想当然地将绰尔代之“绰”姓，以“曹”姓称之。可见“曹”应属是“绰”的误录。
三位钦差的基本情况已水落石出。但既然发现三位钦差是为测绘康熙《皇舆全览图》而来崖州，那“海判南天”石刻群与《皇舆全览图》测绘究竟有什么内在关系?三位钦差又为此做了什么事情呢？
2、“海判南天”石刻群与《皇舆全览图》测绘的关系(1)“海判南天”石刻群是《皇舆全览图》测绘的需要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中国首次、世界最早在全国性大规模地图测绘中采用经纬度测量和三角测量方法的。根据雷孝思神父自述，康熙四、五十年间测绘地图，虽颇重经纬度，但因当时天文测量方法及仪器的限制，不能过于多测，且不能十分精确，尤以经度测量为不易。故只得依据少数比较可靠的天文测量为基础，而多用实地丈量以补之。
据苏西孩著作所载，清初传教士用天文方法测定经纬度主要有：（1）利用太阳观察测定，（2）利用月食观测测定，（3）用木星第一卫星观察测定。利用太阳观察，即通过测量太阳午正高弧确定纬度。也通过直接测定北极附近亮星确定纬度。
康熙皇帝规定纬度以赤道为零起算，经度以通过北京钦天监观象台的子午线为本初子午线，以东称东偏，以西为西偏，当时也称里差。《清史稿·时宪志》记载康熙甲子元法“日躔立法之原：
A、求南北真线以正面位，用方案极平，作圜数层，植表于圜心取日影。识表末影切圜上者，视左右两点同在一圜联为直线，即正东西；取东西线正中向圜心作垂线，即正南北。于京师以罗针较之，偏东四度余。
B、测北极高度以定天体。于冬至前后，用仪器测勾陈大星之度，酉时此星在北极之上，候其渐转而低，至不复低为止。以其最高最低之度折中取之，为北极高度。”
清康熙《皇舆全览图》的东、南、西、北四极中，南极是必需测绘的，这对全国测绘工作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对其量测要求准确。
(2)剖巨石以埋置石点作标记是三角测量法的规范行为
我们发现，康熙皇帝在进行全国测绘时，首次采用三角测绘方法。而三角测量法规定：第一、第二种三角点及第一种水准点，必须“埋置石点，以为标志，并须永久保存”，揭开了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来剖开石头埋置石点而题刻之迷。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陆军部首次颁布《奏定测绘章程》中找到了佐证。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兵部改为陆军部，光绪三十三年六月，陆军部设军咨处，次年军咨处下设测地司，掌管测量、绘图及测绘学堂等事项。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陆军部依据清朝历代皇帝测绘实践，总结并首次颁布《奏定测绘章程》是中国首次制定的大地测量纲要。其中“第七条无论何种三角点，其位置统以经纬度指示。第八条京师及各省首府，应设经纬度原点一处。其经纬度及指角应以天体测量法测定。……第十三条所有测量上各点之真高，统由中等海平面起算。第十四条第一第二种三角点及第一种水准点，应一律埋置石点，以为标志，并须永久保存。”我们从“海判南天”石群的特征可以肯定，虽然这一条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首次颁布，其方法在康熙首次采用三角测绘方法进行全国测绘时，已经开始使用，并成为测绘钦差的行为准则。
至此，我们就不难解释未回答的也是无法回答的“三位钦差为何要同时到儋州巡边,到崖州来干什么,为什么在下马岭海边被剖开的石面刻下‘海判南天’，而不在一块完好石上题刻呢”等问题了。可以肯定的是，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剖开巨石进行埋置，题刻“海判南天”为标志，来永续保存的行为是三位钦差所为。
3、“海判南天”石刻与周边巨石的具体关联和含义
这一石刻与这些巨石有什么具体关联和含义呢？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考证。
根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直隶崖州的经纬度，是“北极高十八度二十七分。京师偏西七度三十六分”。而“海判南天”石刻所在的巨石平面向北的角度所指应为北极高度（即纬度），该平面与垂直角度刚好与《清史稿·地理志》标注的崖州北极高十八度二十七分吻合。用指南针进行测量，就会发现平面所对方位为植表所测的正南方，与罗针校对京师偏西的角度便为经度。东侧另一剖切的巨石上平面与正午日晷度吻合，显然是日晷度。《清史稿·时宪志》载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康熙皇帝谕诚亲王允祉：“北极高度、黄赤距度最为紧要，着于澹宁居后逐日测量。”乃制象限仪，仪径五尺，范铜为之，昼测日度，夜测勾陈帝星。“海判南天”石群所处的位置恰在海平面的潮起与潮落之间，应为水准点。所以石群的特征符合第一水准点和第一种三角点，属于“埋置石点，以为标志，并须永久保存”的范围。
由此，证明了“海判南天”石刻群的确是康熙测绘《皇舆全览图》留下的标志性遗址。
我们的结论是：天涯海角游览区内的“海判南天”石刻群，是清康熙测《皇舆全览图》留下的当时中国陆地版图(不包括领海之南海诸岛在内)最南端的地标，是中国陆地版图中真正的“天涯海角”所在。
至此，我们终于揭开了“海判南天”石刻的历史面纱。
作者题记：郭沫若先生的六十年代的考察和“天涯海角”成语的指向，使人们普遍认为最为知名的是 “天涯”、“海角”石刻，天涯海角游览区就这两块石头可看。事实上，由于天灾影响、收藏技术、经济条件以及思想观念等因素，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真正面目的解读。在潮汐的冲刷中真正的历史渐渐隐蔽原有的面貌，覆盖了岁月泥沙，遮掩了其辉煌，使人们看不到真正的“天涯海角”所在——“海判南天”石。然而，对“海判南天”石刻群的研究与解读，还原了历史的真正面貌，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使人们真正了解该石刻背后的历史事件，了解该石刻的重大价值——发现了我国地理史上的重大历史遗址，使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天涯海角”所在。
具有独特文化和传奇色彩的天涯海角游览区，位于海南省三亚市西南23公里处海滨，以椰风海韵的热带风光、银沙巨磊的自然奇观、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多彩浓郁的民族风情驰名海内外。作为海南建设最早、影响最大、游客最多、效益最好的标志性景区和三亚名片，已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和首批国家4A级景区。
“天涯海角”一词意寓“边际遥远之地”,千百年来积淀下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在人们心中植下了深深的“天涯情结”。历代名家带有“天涯”与“海角”的诗词曲赋等多不胜数,表达了不同的心境与感怀。诸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等耳熟能详的名句,至今仍被人们时时传诵。
清代程哲先贤和民国王毅将军分别在景区内两块相邻的巨石上题刻了“天涯”与“海角”四个大字，使这里成为人们“天涯情结”的地理落脚点和物化载体。上世纪60年代初，著名大文豪郭沫若先生三临其地考察，欣然题写了“天涯海角游览区”并赋抒怀诗三首。80年代，一曲《请到天涯海角来》唱响大江南北，更使天涯海角成为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憧憬与向往。1990年，景区的另一奇观“南天一柱”成为人民币2元背面的图案，流通于祖国的东西南北，更增添了美誉度。三亚建市以来，通过几代领导人和创业者的努力，投入大量的资金，开发景区、建设景区、宣传景区，使景区的知名度极大提升。天涯海角由此成为著名风景名胜和海南旅游标志性景区。
如今，每年有数百万游人来到这里，以圆心中“陪你到天涯海角”的梦想。
海南的“天涯海角”共有摩崖石刻十处，其中五处摩崖石刻属清代和近代题刻，由“海判南天”、“天涯”、“南天一柱”、“海角”、“海阔天空”石刻群构成;还有五处摩崖石刻属现代题刻：由郭沫若先生题刻在天涯石上的“天涯海角游览区”、“游天涯海角诗三首”，由范敬宜先生题刻在日月石上的“日、月”，以及分别由赵朴初先生题刻在“笆蓠凝霞”景点前石上、由沈鹏先生题刻在“海判南天”石刻背面的两首“咏天涯海角的诗”。
而摩崖石刻群中，普遍认为最知名的是“天涯”和“南天一柱”石刻，其实不然，其中还有年代最为久远、造型最为特别、且价值最高的石刻，那就是“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题刻的“海判南天”石刻群。让人费解的是该题刻由清朝康熙皇帝遣派的钦差所为，又是题刻在经过人工剖开加工的巨石面上！所有这些石刻的背后是否隐藏着重大的秘密?是否与天涯海角的来历相关?由于历史记载匮乏，资料散失及线索渺茫，已很难弄清其真实背景，更谈不上解密了。
为了解开这一“天涯猜想”之谜，天涯海角历史文化课题研究组先后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地，收集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历史文献。尽管史料浩繁且头绪错杂，经过课题组的辛勤劳动和分析研究，还是幸运地从这些古旧的历史文献中淘到了金子，叩开了这扇紧闭了近三百年之久的历史之门。天涯海角游览区的摩崖石刻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每一块摩崖石刻都有文物价值和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我们将研究、考证“海判南天”摩崖石刻群的结果公诸于世，以揭开历史的真实面纱。
一、关于“海判南天”的记载及其谜团的破解情况
1、郭沫若点校的清光绪版《崖州志》中的记载
郭沫若先生点校的、清光绪二十六年州牧钟元棣开局纂修《崖州志》的卷二十二、杂志类金石目中记载：“‘海判南天’石刻：在下马岭海滨巨石上，字大三尺许。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钦差苗曹汤巡边至此，镌。见宋《志》。”因后人对郭沫若先生权威性尊崇，长久以来，一直认为苗曹汤是一位钦差的名字。八十年代文物普查时，普查人员依照郭沫若点校的光绪年纂修之《崖州志》的记载，在原“海判南天”题刻的两侧加刻上“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和“钦差苗曹汤”。从未有人发现过光绪版《崖州志》存在的遗漏，更没想到还会存在误导后人的问题。
然而，文中提及的“宋《志》”是何书？深究方知，是乾隆二十年崖州知州宋锦任内纂修的《崖州志》之简称。
2、乾隆年间纂修的《崖州志》解开钦差苗曹汤之谜团
钦差苗曹汤是什么人？没有人提出疑问，也缺乏关注,更无人查考这个疑问。或许文中提及的“宋《志》”是一个提示？
根据这条线索，我们决定寻找乾隆二十年崖州知州宋锦任内纂修的《崖州志》。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到已经列为善本和孤本的乾隆二十年刻本宋锦《崖州志》（国家图书馆已将宋锦《崖州志》制作成微缩胶片以备份），发现了其中有关于钦差苗曹汤的记载，而该记载不仅印证了曾经有过的猜想，更解开了这个隐藏了二百多年的历史谜团。
宋《志》中在“海黎志黎情目”篇里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遇京差苗、曹、汤三大人巡边至儋州，吴十出降”，附注“大人至（崖）州东下马岭海边刻‘海判南天’四大字于石”。从宋锦《崖州志》得知，原来“苗曹汤”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指三个人，是三位钦差的姓！记载中提到的吴十则是黎族土著部落的一个首领。
郭沫若先生为什么没校正这段志史呢？依据郭沫若先生在为其点校的光绪版《崖州志》重印本所撰写的“序重印《崖州志》”一文中，郭沫若先生写道：“……原书校刊时，从事者似不甚谨严，错落处不少。”“工作仅费十日，粗疏之处，在所难免。不敢曲求鉴谅，但请读者自行核定，以免以讹传讹，不胜企祷”。我们认为，由于民国三年排印的光绪版《崖州志》没有标点，且未录十分重要的“三大人”三个字，加之郭沫若先生点校工作短促未来得及考查宋锦《崖州志》，因此没有校正这段志史，将这一考证、校正志史的机会留给了后人。
那么，这三位分别姓苗、曹、汤的钦差是谁呢？三位钦差为何要同时到儋州巡边？到崖州来干什么？为什么在下马岭海边被剖开的石面刻下“海判南天”，而不在一块完好石上题刻呢？从天涯海角景区“海判南天”石刻及附近的石群可以看出，这组石群是经过人工剖切的，且经人为放置的，并不是完好的巨石。在当时没有起重设备和剖切机械的情况下，仅靠人力把巨石剖切，又将其分开放置，那么这些钦差为何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来做这些事情？这一石刻与周边巨石又有什么关联或含义呢？
二、“海判南天”石刻群与《皇舆全览图》测绘的关系
1、闻名遐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盛况空前
康熙五十三年前后，康熙皇帝正着手进行一个宏伟计划，这就是当时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由首次引入经纬度和测量技术等西洋科学所进行的全国地图测绘工作。
“海判南天”题刻会不会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有关联呢？(1)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情况
168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听闻康熙雅好西学，遂以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名义，派遣五位精通科学的传教士前往中国。时值中国强盛时期，便不怕外来文化“同化”，康熙同意其中三位在中国传教，另两位做他的私人教师。于是，将西学融会贯通的康熙，对土地测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曾亲自定位、调整各种形式的仪器，精确地计算，并与实测距离核对十分准确。因此，当西学老师建议康熙进行一次全国土地测量时，康熙十分兴奋，如此浩大的工程，全世界都没做过。于是，康熙命宫廷教师白晋主持这世界第一的工程。
由于该项工程十分艰难，耗费时日相当长，于是，为了完成这次测绘，除了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Bouvet)以外，康熙还招募了雷孝思(JeanBaptisteRegis)、杜德美(PetrusJartoux)、汤尚贤(De,Tarter)、潘如(FabreBoujour)、冯秉正(DeMailla)、德玛诺(Hinderer)、葡萄牙人麦大成(Cordoso)、日尔曼人费隐（Fridelli）、单占爻、奥古斯丁（Augustin）等几十位西洋传教士，还培训了大量的中国测绘人员，用以专门从事这项测绘工程。为顺利开展测绘工作，清康熙政府除购买西洋测绘仪器外，还自制了部分测绘仪器，组成数支测绘队，每队都由传教士的科学家带领，钦监天派员主事，兵部主持。
由此可见，清康熙的地图测绘工作是以兵部为主，钦天监派员以及众多外国传教士共同参与完成的。《四库备要·吏部·历代官吏表》载：清代职方“掌天下舆图，以周知险要，叙功核过以待赏罚黜陟”。职方即兵部职方司，康熙时为咨车驾清吏司。钦天监天文科掌管天象、经纬度测量。此次大规模测绘活动南到海南岛，北达黑龙江，东及台湾，西至西藏、哈密以东，包括了关内十五省和满蒙藏各地(新疆有战事而未测后朝代补之)。测得经纬点641个，其中广东省37处，海南岛7处。
该项浩繁的测绘工作，正式开始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完成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历经整整十年时间。期间遣派了若干批测绘钦差去到各地，花费了大量库银和人力、物力，完成了除新疆哈密以西及西藏部分地区以外的全国性地图测绘，康熙钦定为《皇舆全览图》，并于康熙五十八年正式颁布。
(2)从史实中考证出三位钦差的基本情况
据《明清史料》中《西洋人费隐等奉旨往四川等九省区画地理图散叶》的资料记载。“一件钦奉上谕，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十一日准兵部咨车驾清吏司案呈准养心殿咨称：康熙五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监视养心殿李秉忠、武英殿布尔赛等八人，西洋人费隐、单爻占、麦大成、汤尚贤往四川等九省去，列名绿头牌启奏。……画江西、广东、广西省着李秉忠、西洋人麦大成、汤尚贤去。……于初四将向导护军参领郎图、郎中绰尔代、五官正苗受等十三人列名绿头牌启奏。奉旨郎中绰尔代、五官正苗受着派往江西、广东、广西省。……西洋人麦大成、汤尚贤伊等各骑马五匹，监视养心殿李秉忠骑马五匹。驮仪器马一匹。郎中绰尔代、五官正苗受各骑马四匹。”
《康熙起居注》载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康熙言：“从前差李秉忠等往画地图，俱给有印记，总督、巡抚处亦行文知会。”显然，此次测绘任务要求各省都府给予相关配合。
列为绿头牌启奏的测绘人员便是测绘钦差，而往江西、广东、广西的测绘钦差有中方的李秉忠、绰尔代、苗受（也称苗寿）以及传教士麦大成和汤尚贤。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江西巡抚佟国勷报康熙奏折：“奉为钦奉上谕事窃照江省绘图、舆图一案，奴才于康熙伍拾贰年伍月贰拾伍日接准兵部咨开，奉旨江西、广东、广西省着李秉忠、西洋人麦大成、汤尚贤去。又奉旨郎中绰尔代、五官正苗受着派往江西、广东、广西省。”
从这份朱批奏折可以知道绘图人员李秉忠、麦大成、汤尚贤、苗受、绰尔代等于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结束江西测绘进入广东省。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汇编》有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广东巡抚满丕奏进广东省全图折，由此知广东地图已于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日绘制完成。而地图绘制完成后，还要进行经纬度测定。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此次测绘广东省时，在海南有7处测量了经纬度，而测定经纬度均在每年的十一月。当时海南隶属广东省统辖，遣派至广东省的测绘钦差苗受、绰尔代、李秉忠、麦大成、汤尚贤等人当中，就有人来过海南。说明确有测绘钦差在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巡边至崖州东下马岭，按宋《志》关于“钦差苗曹汤三大人”的记载，可以断定就是苗受、绰尔代、汤尚贤这三位测绘钦差。
那么，为何郭沫若先生点校的光绪版《崖州志》中有关“苗曹汤”的记载会出现错漏呢？测绘钦差苗受、绰尔代、汤尚贤又是何许人呢？我们对此又作了一番研究、考证。
乾隆二十年版的宋锦《崖州志》，是在康熙《皇舆全览图》测绘结束，又经过41年的岁月后，由于曾经发生过崖州“州署倾圮”、“片板只字无复存”，故根据众访采辑而得。因此宋《志》只能根据采访者的回忆，记载下“（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遇京差苗、曹、汤三大人巡边至儋州，吴十出降”(附注“大人至州东下马岭海边刻‘海判南天’四大字于石”)的历史情况。附注内容是崖州知州宋锦采访记“大人至州东下马岭海边……”中的州东则是指崖州州东。而光绪版《崖州志》的记载中就漏掉了“三大人”三个字。
我们反复认真地对照康熙朱批的有关奏折和相关史料，经过仔细研判“苗、曹、汤三大人”的有关记述，认为这“三大人”应该是钦天监五官正苗受和理藩院郎中绰尔代以及法国传教士汤尚贤。郎中绰尔代是满人，而“绰”与“曹”发音相近似(在地方口音较重的海南，被采访人难免出现口音误差)，就想当然地将绰尔代之“绰”姓，以“曹”姓称之。可见“曹”应属是“绰”的误录。
三位钦差的基本情况已水落石出。但既然发现三位钦差是为测绘康熙《皇舆全览图》而来崖州，那“海判南天”石刻群与《皇舆全览图》测绘究竟有什么内在关系?三位钦差又为此做了什么事情呢？
2、“海判南天”石刻群与《皇舆全览图》测绘的关系(1)“海判南天”石刻群是《皇舆全览图》测绘的需要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中国首次、世界最早在全国性大规模地图测绘中采用经纬度测量和三角测量方法的。根据雷孝思神父自述，康熙四、五十年间测绘地图，虽颇重经纬度，但因当时天文测量方法及仪器的限制，不能过于多测，且不能十分精确，尤以经度测量为不易。故只得依据少数比较可靠的天文测量为基础，而多用实地丈量以补之。
据苏西孩著作所载，清初传教士用天文方法测定经纬度主要有：（1）利用太阳观察测定，（2）利用月食观测测定，（3）用木星第一卫星观察测定。利用太阳观察，即通过测量太阳午正高弧确定纬度。也通过直接测定北极附近亮星确定纬度。
康熙皇帝规定纬度以赤道为零起算，经度以通过北京钦天监观象台的子午线为本初子午线，以东称东偏，以西为西偏，当时也称里差。《清史稿·时宪志》记载康熙甲子元法“日躔立法之原：
A、求南北真线以正面位，用方案极平，作圜数层，植表于圜心取日影。识表末影切圜上者，视左右两点同在一圜联为直线，即正东西；取东西线正中向圜心作垂线，即正南北。于京师以罗针较之，偏东四度余。
B、测北极高度以定天体。于冬至前后，用仪器测勾陈大星之度，酉时此星在北极之上，候其渐转而低，至不复低为止。以其最高最低之度折中取之，为北极高度。”
清康熙《皇舆全览图》的东、南、西、北四极中，南极是必需测绘的，这对全国测绘工作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对其量测要求准确。
(2)剖巨石以埋置石点作标记是三角测量法的规范行为
我们发现，康熙皇帝在进行全国测绘时，首次采用三角测绘方法。而三角测量法规定：第一、第二种三角点及第一种水准点，必须“埋置石点，以为标志，并须永久保存”，揭开了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来剖开石头埋置石点而题刻之迷。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陆军部首次颁布《奏定测绘章程》中找到了佐证。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兵部改为陆军部，光绪三十三年六月，陆军部设军咨处，次年军咨处下设测地司，掌管测量、绘图及测绘学堂等事项。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陆军部依据清朝历代皇帝测绘实践，总结并首次颁布《奏定测绘章程》是中国首次制定的大地测量纲要。其中“第七条无论何种三角点，其位置统以经纬度指示。第八条京师及各省首府，应设经纬度原点一处。其经纬度及指角应以天体测量法测定。……第十三条所有测量上各点之真高，统由中等海平面起算。第十四条第一第二种三角点及第一种水准点，应一律埋置石点，以为标志，并须永久保存。”我们从“海判南天”石群的特征可以肯定，虽然这一条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首次颁布，其方法在康熙首次采用三角测绘方法进行全国测绘时，已经开始使用，并成为测绘钦差的行为准则。
至此，我们就不难解释未回答的也是无法回答的“三位钦差为何要同时到儋州巡边,到崖州来干什么,为什么在下马岭海边被剖开的石面刻下‘海判南天’，而不在一块完好石上题刻呢”等问题了。可以肯定的是，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剖开巨石进行埋置，题刻“海判南天”为标志，来永续保存的行为是三位钦差所为。
3、“海判南天”石刻与周边巨石的具体关联和含义
这一石刻与这些巨石有什么具体关联和含义呢？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考证。
根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直隶崖州的经纬度，是“北极高十八度二十七分。京师偏西七度三十六分”。而“海判南天”石刻所在的巨石平面向北的角度所指应为北极高度（即纬度），该平面与垂直角度刚好与《清史稿·地理志》标注的崖州北极高十八度二十七分吻合。用指南针进行测量，就会发现平面所对方位为植表所测的正南方，与罗针校对京师偏西的角度便为经度。东侧另一剖切的巨石上平面与正午日晷度吻合，显然是日晷度。《清史稿·时宪志》载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康熙皇帝谕诚亲王允祉：“北极高度、黄赤距度最为紧要，着于澹宁居后逐日测量。”乃制象限仪，仪径五尺，范铜为之，昼测日度，夜测勾陈帝星。“海判南天”石群所处的位置恰在海平面的潮起与潮落之间，应为水准点。所以石群的特征符合第一水准点和第一种三角点，属于“埋置石点，以为标志，并须永久保存”的范围。
由此，证明了“海判南天”石刻群的确是康熙测绘《皇舆全览图》留下的标志性遗址。
我们的结论是：天涯海角游览区内的“海判南天”石刻群，是清康熙测《皇舆全览图》留下的当时中国陆地版图(不包括领海之南海诸岛在内)最南端的地标，是中国陆地版图中真正的“天涯海角”所在。
至此，我们终于揭开了“海判南天”石刻的历史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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