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师专学报今年第一期刊发了一篇题为《 宝黛爱情悲剧与黛玉的情商》 （以下简称《 情商》 ）的文章，读后很受启发。该文作者站在今天的高度，以“情商”为出发点，谈了宝黛爱情悲剧的成因。一读之下，很有耳目一新之感。但对作者的一些看法则不敢苟同。笔者不揣浅陋而与作者商榷，以期促进学术争鸣。

一、宝黛悲剧的时代性

在《 情商》 这篇文章中，作者声言“对书中的政治倾向本文姑且不论”，但笔者认为，抛开《 红楼梦》所反映的时代而去孤立地谈论宝黛爱情，，未免有失偏颇。爱情固然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爱情不是超时代的，不同时代的爱情总带有所处时代的烙印。宝黛爱情不是20 世纪现代社会的爱情，而是17 世纪封建社会的爱情。这注定了宝黛爱情从一开始就带有悲剧的色彩。因为在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的婚恋命运并未掌握在自己手中。自由爱情之花的开放是异常艰难的，这从文学史上一系列名著中有关爱情的描写可以得到印证。

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 西厢记》 通过崔、张、红娘与封建礼教的维护者老夫人的尖锐斗争，表达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反封建主题。虽然崔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这是以张生的妥协（答应赴京赶考）以及最后张生高中状元为条件的。假如张生名落孙山，其结局是不言而喻的。从今天看，崔张爱情并不能算作纯粹的自由恋爱，这种“一见钟情”式的恋爱只不过说明崔张所生活的时代是多么地不自由，他们的恋爱也并不是建立在相知甚深的基础上的，它甚至还比不上宝黛这对叛逆者的爱情。然而就是这样的爱情，在《西厢记》 一问世的时候，还是立即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莫大恐慌。他们视这部剧为洪水猛兽，不顾一切地禁毁。

而这种情况到了明代就更为严酷，对妇女的封建礼教束缚更其厉害。明代统治者下令刊刻的节妇烈女的事迹之多超过任何一个时代。汤显祖正是站在这个性解放的时代高度来描写杜丽娘的爱情的。在《牡丹亭》 里，杜丽娘生于名门，长于深闺，四堵高墙将她与现实完全隔离。她比崔莺莺更为不幸。莺莺还能在普救寺遇到张生，而她除了自己的父亲和老师外，见不到任何男性。就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诗经》 中古老的恋歌成了她青春觉醒的媒介，大自然的秀丽春色诱发了爱情的梦想。她终于在梦中与一书生相会。梦醒后，她因思念梦中情人而忧伤成疾，不久死去，而死恰恰是她新生活的开端，爱情的胜利。剧本通过杜丽娘因情而死、由情而生的浪漫主义情节，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这部剧问世以后，在青年男女心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也更加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恐慌，他们将其视为“淫词滥曲”，禁止传播。曹雪芹在《红楼梦》 中也写到了上述两部剧对于宝黛爱情的巨大影响。

由此不难看出，在18 世纪的中国，宝黛爱情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讲是不“合法”的。贾母、王夫人等也并不是自由恋爱的支持者，相反，他们对这种行为会不顾一切地加以防范。“抄检大观园”以及最终下令让宝玉搬出大观园就是一个明证。如果因贾母说过“不是冤家不聚头”，就认为“贾母原本是赞成木石姻缘的”，实在有些牵强。贾母甚至在黛玉死前还认为，如果黛玉是为宝玉而死，则是白疼了她。可见，贾母、王夫人之流对所谓自由爱情是深恶痛绝的。也正因如此，黛玉尽管在感情上极爱宝玉，在理智上却是非常地清醒，不仅自己不轻易向宝玉示爱，也绝不允许宝玉向她示情。力量的悬殊让她不敢去想象自己的未来。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月月复年年，她的身体的疾病和性格上的抑郁，恐怕更多是由这种环境压力所造成。

小说还描写了司棋和潘又安这对恋人的悲剧，他二人既不存在“情商”问题，也不存在门不当户不对问题，但在强大的封建礼教势力的压迫下，二人只能以死表达对封建礼教的抗争。司棋和潘又安的爱情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不正是宝黛爱情的写照吗？然而，在《情商》 作者看来，“贾府当权派阻拦宝黛姻缘与自由恋爱无关”，相反“贾母原本是赞成木石姻缘的”，言下之意贾府当权派是不反对他们自由恋爱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二、宝黛悲剧的必然性

在封建社会，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所谓“父母之命”，其实讲的是门当户对的家世利益，所谓“媒灼之言”，则否定了无媒自通的自由恋爱的合法性。就门当户对而言，黛玉并不辱没宝玉，但若论及家世利益，则远非宝玉的良配。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联姻，就是典型的权势和财富的结合。而黛玉却没有这样的政治优势和物质基础。她自幼父母双亡，在外祖母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尽管有贾母的疼爱，但在贾府这样的一个充满势利和是非的地方，作为孤女的黛玉还是过于势单力薄。她的无钱无势，使她没有条件讨得上上下下一片欢心，这跟情商高下似乎并无多大关系。而《情商》 一文则认为，“没能和下人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黛玉情商不高的表现，而且是她失败的原因之一”，言外之意，似乎只要黛玉和下人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就可以赢得下人们的支持，那么到底是荣府的下人们决定着宝黛的命运呢？还是荣府的当权派呢？况且即使黛玉如宝钗那样善于做人，她也改变不了自己的悲剧命运。“才自精明志自高”的探春，无论情商还是智商，都堪称一流，但在婚姻问题上还是逃脱不了远嫁的结局；邢岫烟温文尔雅，待人和善可亲，大有宝钗之风，但家境的贫寒，仍使她为人所不齿；才选凤藻宫的元春，贵为王妃，但她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吗？

诚如《 情商》 作者所言，“贾母对黛玉疼爱有加”， “不会无故排斥黛玉”， “虽然疼惜黛玉，但宝玉是她最钟爱的孙子，在选择孙媳之事上来不得半点马虎”。这恰恰说明了贾母在选择孙媳之事上是以家族利益为重的。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所说，对于中世纪的王公贵族而言，“结婚乃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又说，“当事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红楼梦》 揭露的正是封建社会人为的使婚姻和爱情相脱离的不合理的现实。

三、应把爱情与婚姻分开

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婚姻应是爱情的必然结果。但在封建社会，这样的婚姻却并不多见。《红楼梦》 描写爱情与婚姻就是如此。就黛玉而言，她的失败只是婚姻形式上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爱情的失败，因为宝玉始终不曾忘记他们的“木石前盟”，并没有从思想感情上抛弃她，他们的爱情可以说是至死不渝的。黛玉以死捍卫了自己的爱情，表现了对宝玉的忠贞，而宝玉也以悬崖撒手给了黛玉最好的安慰。就宝钗而言，她仅仅赢得了这场婚姻的形式，却并未赢得宝玉的爱情。如果说宝玉的悬崖撒手是对黛玉的最大安慰的话，对宝钗则是莫大的打击。这个婚姻的空壳让她有苦难言，她的人生悲剧更甚于黛玉。因为她也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她的自觉卫道不过使她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综上所述，宝黛爱情悲剧的原因并非像作者所说的，是“黛玉自己打败了自己，输在不高的情商水平上”， 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可见，对于宝黛爱情悲剧而言，情商的高低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 参考文献〕

〔 1 〕 关翠霞．宝黛爱情悲剧与林黛玉的情商．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 ， 2 （ 1 ） : 42 一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