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语言艺术的典范。在20世纪《红楼梦》研究成为“显学”时，这部巨著的语言艺术成就也备受关注，研究成果显著，据不完全统计，研究其语言的论文就有三四百篇之多，此外还有若干部专门研究其语言的专著。爬梳上个世纪《红楼梦》语言研究的成就，对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

曹雪芹的语言观及《红楼梦》语言艺术研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

殷孟伦在《略谈〈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对语言艺术的认识》（《文史哲》1955年第2期）中探讨了曹雪芹自己对语言艺术的理论见解。他认为：“《红楼梦》的语言，是‘血’的语言的记录。因而它的个性和风格，是作者所特有的。而作者的生活实践、人生态度和长期学养又是产生他的语言的源泉。”殷孟伦在引证宝钗“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把市俗的粗话摄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之后指出：“这里关于语言艺术在作品内容的适应和语言拣择、加工、精练、概括、具体等问题不是已由作者‘夫子自道’地和盘托出来了吗？原来语言艺术，不是容易的事儿，一切得面向生活，面向现实，然后把生活、现实转化到作品里去。”“作者要求语言要素朴、本色、高度集中”，史太君两宴大观园的描写就说明这个问题，“作者掌握了这个发展规律，语言的‘端详斟酌’，都是紧随着人物形象的言谈行动在运动着，绝不‘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足见别人有极好的经验或绝技，我们不能不向他们学习，但到自己运用，就得加一番精选定夺。这在作者的语言艺术的表现上，确是丝毫不苟，精练切合的。”“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这一回里，作者更透露出语言适应要符合真与美的要求的这个主张。”殷文探讨曹雪芹的语言观，别辟蹊径，很富新意。

邢公畹《〈红楼梦〉语言风格分析上的几个先决条件》（《南开大学学报》1963年第12期）一文从语言学、风格学和文艺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提出问题。他认为要解决《红楼梦》的语言风格上的特点，必须先依次解决三个问题：第一，《红楼梦》语言风格上的作为文艺作品的语言的共性；第二，《红楼梦》语言风格上的民族性；第三，《红楼梦》语言风格上的个性。他说：“曹雪芹对汉语简明性与感觉暗示性的基调是有深刻的认识的”，“研究曹雪芹在如何选择词，安排语段，构造语句和更大的句群的问题上发扬了汉语简明性和感觉暗示性，以及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利用了传统小说风格，是分析《红楼梦》语言风格的一个方面。”然后他对《红楼梦》的直接描写和直接语言在小说风格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刻分析，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杜正堂《〈红楼梦〉语言魅力三题》（《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3辑）认为文学作品是否能激发读者想象，关键在于语言是否具有激发想象的机制，他分析论证了《红楼梦》语言所遵循的一些规律：1.在具象与抽象之间，有想象漫游的绿洲。“曹雪芹很善于在‘不远不近’的位置上去‘看’，用‘不即不离’语言来写，从而造成一种‘似有若无’的迷人境界。”2.在历史共时的交叉处，由想象整合画面。曹雪芹有时在不同人物身上，使用了相似乃至相同的字眼。但是“在历史共时的交叉处，来自读者历时与共时的联想”，使这些相似、相同的字眼在不同人物身上却有着各自的内容，互不雷同。3.“从能指到所指之路，靠想象穿行的幽径。”曹雪芹利用了“言”与“心”对立统一关系，创造了令人回味无穷的人物自身语言。

对《红楼梦》语言艺术成就的总评价

1947年9月，太愚在《国文月刊》（第五十九期）发表《红楼梦的语言》一文，指出长篇小说的口语化是逐渐发展的。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比，“《红楼梦》才进入到语体文高度纯化的阶段”。“人民的语言包容着很丰富的成语，其中很多都是生动、泼辣，赋予讽刺性的表现力；《红楼梦》最能充分地使用这种从人民生活经验结晶而成的精炼语言，书中很多的人物都善于用成语来增加他们的说话力量与风采。”“为了要表现某些特殊概念而又无现成的词类可用，作者就假借书中人物的口头创造出若干新奇有趣的用语来。”太愚认为从根本上说，首先，要学习《红楼梦》作者那种对口语忠实学习的精神。其次，应当学习作者使用语言与行动配合的方法。再次，是作者常使方言与他的主要用语相配合、融化。同时，太愚指出《红楼梦》语言中存在的若干重要缺点：第一，滥用象征的词类与语句；第二，某些场合也采用文言滥调；第三，处理对话不够精炼。

俞平伯在《读〈红楼梦〉随笔》（香港《大公报》1954年1月1日-4月23日）的“增之一分则长，减之一分则短”这一节中，以《红楼梦》中“贤袭人娇嗔箴宝玉”和“张太医论病细穷源”为例，分析论证《红楼梦》是做到了“一字不能增减”的好文章。

王永的《论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延河》1957年第1期）认为：“红楼梦的语言的独特风格，在于文字简洁、朴素、生动、优美、恰到好处。同时，作者曹雪芹善于继承我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保持和发扬了我们民族语言的气派和风格。”“曹雪芹多方汲取了构成语言的因素，同时把这些语言完全和他要表达的生活融化在一起。他的叙述方法，也往往是按照广大人民的口语习惯来提炼和概括，这些语言深入浅出，有血有肉，所以每当我们读到它的时候，就不能不深深为它的活力所感动，完全陶醉在我国民族语言的优美意境里。”“在语言的组织结构中，他善于探求那些朴实、平凡语言中的深厚内涵，运用它们表达出深刻复杂的感情。”“还有些章节的语言，经过作者提炼加工后，文字铿锵，音节响亮，读起来富有节奏感。这种语言的音节、旋律，直接传达了生活的节奏，加强了文字的表达力。”“即在普通叙事中，作者也善于运用生活的色彩和音响来感染读者。由于他对客观事物有敏锐的观察力，因而他能够准确地描绘出这些色彩和声音。在描写这些色彩、音响、光波时，作者总是根据作品中人物的心情和感受，给它们加上了强烈的感情气氛。”此外，王永还谈道：“红楼梦里所写的不论是人物、景物或场面，都能给人以立体的感觉。由于他善于把形象、描写、叙述、抒情和分析交错在一起，善于从人物的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来描写它，因而便形成人物形象的浮雕性。即使描写一个场面，他也是通过每个人物的谈吐笑貌，内心活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烘托一个活动的整体。他善于利用一切活动的因素来表现生活的复杂性和真实性。”

蒋和森在《〈红楼梦〉艺术论》（《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中指出：“《红楼梦》在语言上的特色，主要表现为明畅、洗练、富于表现力。但它明畅而不流于浅露；洗练却又无刻削之痕。至于它的表现力，也不是呈现于辞句的表面，而是常常深含在内里。它用笔平实，往往好像是不经意地随手写来，既显得自然流泻，然而又时见波澜生于腕底。它着墨深细，层层皴染，然而却又不显得琐碎和繁复。”

徐迟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文艺论丛》1980年第9辑）一文认为：“在我国现代语言发展史中，《红楼梦》第一个成功地记录和提炼了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说着写着的语言文字，因此《红楼梦》的出现，就是我国近代的一次语言革命。它简直是惊蛰的春雷。它为现代中国语言破了土，并奠了基，建筑了一座精美绝伦的大观园，作为典型环境的榜样示范。”

聂石樵《论〈红楼梦〉的语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一文说：“《红楼梦》的语言力量，不仅是一般地表现了内容，从而构成了艺术形象，而且是特别突出、深刻、鲜明地表现了内容，创造出辉煌的艺术形象。”“《红楼梦》语言最鲜明的特色，是清新和自然。”他认为，《红楼梦》的语言是朴质自然的，但并非自然形态的语言，作者对自己所运用的所有的语言都下了很深的去粗存精的锤炼工夫。“曹雪芹很重视炼字、炼句，同时更重视炼意。”他还说：“概括、含蓄是《红楼梦》语言的另一特色。”“《红楼梦》语言蕴藉含蓄，可是语意绝不含混，而是极鲜明准确。”“《红楼梦》语言的鲜明，特别表现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他认为《红楼梦》的语言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其中有些还因袭了我国传统小说的公式和旧套”，宝玉初见黛玉的形貌描写和写警幻仙子出场的那篇赋等，“多是陈词滥调，毫无生气”。

腾云《〈红楼梦〉文学语言论》（《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1辑）认为；“曹雪芹对语言的锤炼是自觉的，他有理论主张，有明确的追求。”这些追求和主张是：一、曹雪芹在创作中十分重视吸收朴素、自然、率真的人民口头语言。二、曹雪芹在创作中又十分重视生活语言的文学加工。三、曹雪芹对应该把语言加工成什么样子，也有具体要求。他说：“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也许没有第二人像曹雪芹这样，在一部小说作品中，直接间接地提出作家锤炼文学语言的这些丰富而深刻的见解。”“《红楼梦》的文学描写本身所客观地呈示出来的曹雪芹在语言锤炼方面的成就，要比曹雪芹在书中以议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生动、具体、细致、丰富得多。”

薛瑞生《淡极始知花更艳——论〈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3辑）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了《红楼梦》语言艺术的内在规律和深厚的意蕴。一、在人物对话的问题上，“《红楼梦》中的人物对话，却不仅具有刻画人物的功能，而且具有叙述功能，揭示主题的功能，概括人物性格的功能，等等”。“人物语言的多功能表现，这是曹雪芹对小说语言的突破。文学上的创新，总是自由与规律的结合。”二、在语言的表现力上，“言简意赅，在《红楼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它既简洁，又丰富，既明白晓畅，又意蕴无穷”。“《红楼梦》描写人物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然而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却体现了寓‘艳’于‘淡’的特点，简洁之极，也丰富之极。”三、从形式上看，《红楼梦》的语言“就有一种朴素的美”，“这种朴素之中，又包含着浓郁的诗意。这种诗意，当然与主要人物所作的内容和形式都非常优美的诗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用朴素的语言，诗化了生活、诗化了环境、诗化了人物的感情与性格。”“朴素而富有诗意的语言，使《红楼梦》达到了绝佳的艺术境界。”

徐振辉在《〈红楼梦〉音韵美蠡测》（《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3辑）中，强调《红楼梦》是富于音韵美的作品。“《红楼梦》的音韵自有其独特的地方，它不像《镜花缘》那样，脱离人物和情节而大谈音韵知识，而是紧扣主线，编织在人物形象之中，成为作品的有机部分；即使是在诗文体制、句式、节调等方面所具有的音乐美，也有其明显的特点。”其特点表现在体例具备，韵式丰富；散句骈化，和声调谐。“《红楼梦》中的音韵之所以使人感到丰富优美，是因为它融汇于性格鲜明、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造成声情并茂的个性美。”他还分析了《红楼梦》在运用音韵来显示声律美和个性美时所采用的三种引导读者赏析的方法：指点法、意会法和对比法。他说：“一部《红楼梦》集诗歌音韵技巧之大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因而《红楼梦》具备了‘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的‘美’。”

王蒙《〈红楼梦〉的语言与结构》（《红楼启示录》，三联书店1991年出版）中认为：“读《红楼梦》常有一种‘如闻其声’‘尽闻其声’的感觉。”关于产生这种效果的原因，他说：“第一，《红楼梦》的语言是绝对生活化的口语，是响叮叮（不说‘响当当’，因为‘当当’太铿锵了）的活人话语，绝对没有半文半白、半中半西的那种二手三手的‘文学语言’，那作家读书读多了读痴了造作出来的文词儿字话。”“第二，《红楼梦》人物语言是高度性格化的，各有己腔，各有已调。……特别是人多嘴杂的场面，最见作者功力，硬是写了个‘面面俱到’。”“第三，这些人物语言，不但有外在的生动、幽默、或俏皮或尖刻或憨厚或圆熟的色彩，更常常使人想到它们背后、它们深处的没有说明的东西，可以说是说话人的潜台词，可以说是一种‘语势’，即说话人的全部思想感情的趋势，使读者在‘如闻其声’的同时‘如见其人’‘如见其状’。”他还说：“相对说来，《红楼梦》中较差的是作者的叙述语言，作者的叙述语言似乎没有完全摆脱开历来章回小说、话本小说、演义小说的套路，作者常在叙述语言中用一些似文似白的四六套句，似‘散’似骈的行文熟腔，乃至用一些陈词滥语。有的意思极好，但说的反显俗气。如写到几个人物的肖像、冠戴服饰，写到宝玉黛玉的心理等，常给人这种遗憾之感。”

孙占琦的《〈红楼梦〉语言艺术四谈》（《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认为：“《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是深得辩证法机趣的。”“曹子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像生活一样，好像没有成文的章法，但又有其内在的必然规律。来源于生活，毕肖于生活，但仔细咀嚼，却又有如‘大橄揽’，味道远远高于生活的浓度。这些语言像生活一样质朴、自然，却又是生活中美的集合。”他认为《红楼梦》独特的语言风格主要有：整散相间，虚实相生，雅俗相谐，形神相和。

吴篮玲在《言外意、弦外音、境外味——简析〈红楼梦〉语言的橄榄美》（《修辞学习》1997年第7期）一文中分析了橄榄美的艺术境界，他说：“简练而别有韵味，质朴自然而又令人回味无穷，以‘有限追求无限’的含蓄蕴藉正是‘橄榄美’的核心。整个作品不管是人物语言、叙述语言、描写语言，曹雪芹所欣赏、所赞美、所追求的正是这种言语艺术境界——言语的‘橄榄美’。”“这位语言艺术大师正是掌握了读者的审美心理，或言此意彼，或引而不发，用含蓄蕴藉的言语，充分调动读者的审美想象，对读者就有一种创造的乐趣，而其言语的美味，犹如一颗青色的橄榄，须细读细嚼细品，方有‘五味’俱全而有无限醇美的滋味。”“《红楼梦》语言的橄榄美诚如橄榄一样，质朴、自然、平实而又极具表现力。”

《红楼梦》的语言究竟是“洗练的北京话”，还是“纯粹的京语和道地吴语”的并存
早在1920年，佩之在《〈红楼梦〉新评》（《〈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3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就认为“《红楼梦》所用的文字，是纯粹的北京土话”。

太愚《红楼梦的语言》一文亦认为：“《红楼梦》作者生在一个居住江南的北京人家庭里，他说的是极纯熟的北京话，也可以因必要而加入些南方词类和语法。十八世纪以来，由于满清政治之高度集权，以及交通之日益发达，北京话已变成近世中国的中心语言。因此二百年前《红楼梦》中人物所说的话，到今日还流行在我们的社会中，和大多数读者的口语没有多少距离。”

俞平伯也在《〈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东北文学》1954年第2期）中指出，《红楼梦》里面虽然夹杂一些文言，但这种文言在书中占的比重极小，全书基本上仍然是用流利的白话写成的。这些圆转流利的白话在人物的对话中尤其成功。在《红楼梦》的地域色彩方面，“《红楼梦》里的对话几乎全部是北京话，而且是经作者加工洗练过的北京话，真是生动极了”。聂石樵的《论〈红楼梦〉的语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63年第3期）也认为“《红楼梦》是用北京话写的”。
吴世昌《论〈石头记〉的旧稿问题》（《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则认为《红楼梦》里人物对话不纯粹是北京方言，也有吴语，并举了60个例子来说明。但他指出，吴语词汇在全书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书中人物对话主要还是北京方言。戴不凡《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指出《红楼梦》是“京白苏白夹杂”，“纯粹京语和道地吴语”并存的作品。

陈熙中、侯忠义《曹雪芹的著作权不容轻易否定·就〈红楼梦〉中的“吴语词汇问题”与戴不凡同志商榷》（《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反驳了戴不凡的观点，他们认为：“《红楼梦》中的语言，基本上是典范的北京话，同时吸收和运用了一些方言词（其中包括吴语词汇）这是客观存在的。”认为戴文所说的“京白苏白夹杂”或“纯粹京语和道地吴语并存”的观点，“显然是把方言（如吴语）和方言词（如吴语中的某些词汇）混为一谈了。”

邢公畹《〈红楼梦〉语言风格分析上的几个先决条件》认为：“《红楼梦》基本上是用乾隆时候的北京话写成的，但曹雪芹的方言知识丰富，除当时北京词汇外，为了刻画和塑造上的需要，还吸收了当时南京及其它地区的方言。”

启功《漫谈〈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认为：“《红楼梦》语言的地方性，是‘北方话’，也即是今天‘普通话’的范畴，虽有一些‘文言’语句和地方‘土语’，但常是在特定的用途上使用。又除了‘话说’、‘下回分解’等一些词句外，那类旧小说的习俗套语，是用得极少的。”
王利器《〈红楼梦〉是学习官话的教科书》（《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认为：“产生于乾隆年间的《红楼梦》，就是以官话写成的社会百科全书，体大思深，语言丰富，是学习官话最理想的教科书。”“所谓的官话，即指北京话，当时谓之为京话。”“《红楼梦》是普通话的典范。”

卢兴基在《〈红楼梦〉南方话考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中提出：“《红楼梦》里有南方话”，同时他还举例并论证出以下的观点：“《红楼梦》是这样一部作品，它的语言，是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高度成熟的文学语言。此外它至少还吸收了其他三种语言成分，即（1）北京地区的口头俗语土语；（2）江南地区的南京话，吴语方言；（3）传统的文言词语。而第二种语言成分很少引起《红楼梦》研究者的重视和肯定，其实它是和其他两种同样重要，同样值得重视的成分。《红楼梦》的语言成就和作者对这三种语言成分的精心选择与锤炼分不开的。不过，一些方言俗语，到作者手里，经过精心选择和加工，已成为整个作品的文学语言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他还指出：“在后四十回里，对前八十回里经常的习惯用语，高鹗很注意保留。虽然有时显得很笨拙。”“在高鹗的用词上，五花八门，南腔北调，前八十回语言的纯净性被破坏了。”

滕云《〈红楼梦〉文学语言论》认为：“《红楼梦》既不是纯粹京语作品，也不是‘京白苏白夹杂’的作品，它的语言文字，是以北京话为基础而又不限于京白的‘官话’——十八世纪通行与社会的民族共同语。”《红楼梦》的语言体式，大概有如下四类：一类是纯粹的口语体；一类是接近口语而稍有文言成分的白话体；一类是平浅通俗的文言体；还有一类是古典散文和韵文。

王世华《〈红楼梦〉语言的地方色彩》（《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2辑）指出：“《红楼梦》语言的地方色彩突出地表现在书中有不少下江官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现象。——这里的‘下江官话’，具体说来，是指扬州、南京一带的方言。”他说：“不同版本的《红楼梦》，缩减方言现象并不完全一致。”他还用了一百多条《红楼梦》中的方言（下江官话）来论证这些观点。他认为曹雪芹运用下江官话，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方言现象的出现，人物对话中大大多于叙述、描写的行文中。二、有身份、有文化教养的，一般在口语中方言并不多见。但如林黛玉，则扬州方言现象特多。三、在运用方言问题上，作者不止一处地“提醒阅者眼目”。但不少人没有被“提醒”。所以整理、抄刻时改易、删除方言者有之，不理解方言现象而标点错误者有之，望文生义注释方言词语者有之，“曹雪芹谙熟下江官话，把它运用到作品中，绝非济北方话之穷，也并非个人语言习惯的不自觉的流露，而是有意识地运用方言达到自己的目的；描述中用方言表现地方色彩；对话中用方言表现人物的乡贯、成长环境、身份、性格、情态等等。”

聂鸿音《从谐音字和叶韵字论〈红楼梦〉的基础方言》（《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2辑）认为《红楼梦》的基础方言是北京话，只有黛玉和警幻仙子二人说的是曹雪芹杜撰的江淮话。

宋秀雯《〈红楼梦〉里的北方和满洲地方俗语》（《中外学者论红楼》，北方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指出：《红楼梦》中除了北京话外，还有一些满洲地方俗语。《红楼梦》里的北方俗语，多半都是以北京话为主，其中有一些东北话。过去有些校注《红楼梦》的人，对某些北方及满洲地方俗语，或是没注意到，或是编校的人对北方话不熟悉，所以有些不妥当的地方。

王蒙《〈红楼梦〉的语言与结构》说：“《红楼梦》里的人物说的是哪儿的话？带哪个地域的方言味道？看来是北方方言系统而不是吴语粤语温州语……当无疑问。对此做出学术论断，非我所能。但据我的晚了二百多年的有限经验来看，有趣的是，《红楼梦》人物语言能‘活’到今天的北京话中的较少，‘活’到天津话或天津以南的河北省农村（如笔者的祖籍沧州专区）里的很多。”

第一部研究《红楼梦》语言的专著

最早研究《红楼梦》语言的专著是周中明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漓江出版社1982年出版）。在书中他对《红楼梦》的语言进行了比较全面细致的研究。

在《悲喜映照及其它——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整体美》中，他指出《红楼梦》的美，首先是具有语言艺术的整体美。作者充分地运用和发挥了艺术的辩证法，使其达到了对立统一，互相结合，彼此衬托，映照生辉的艺术效果。

在《质朴自然——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风格美》中，他认为《红楼梦》比生活更美，而又像生活本身一样质朴自然，这是《红楼梦》在语言艺术上的重大成就和显著特色，是《红楼梦》在艺术上达到“最高的要求”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诗人、历史家和哲学家的三位一体——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哲理美》中，他提出《红楼梦》的语言富有哲理隽永的特色。他说：“《红楼梦》作者运用哲理性语言的特点：它不是作者外加的，而是跟他的全部艺术描写水乳交融在一起的；因此，它不仅使用极具哲理性词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从全书的历史性内容和艺术整体上，反映了含义隽永的哲理美。”

在《文浅意深——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寓意美》一文中，他谈到《红楼梦》具有深远的寓意美，这是《红楼梦》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他谈论了作者所用的主要的方法是：1.由表及里地揭示出隐藏在现象后面的社会本质问题。2.以小寓大。3.鲜明的对比。4.语言力求从个别体现出一般，把读者的思路由个别引向一般。而在《情趣盎然——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生动性》中他认为曹雪芹在他的《红楼梦》中创造出了情趣盎然的艺术境界。他论述了作者采用的五种主要的艺术手法。
在《“只有一个词可以表现它”——谈〈红楼梦〉语言的准确性》中，他认为《红楼梦》在遣词造句上，堪称达到了“一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减，入情入神之至”的境界。《红楼梦》语言的准确无比，首先表现在曹雪芹对社会现实观察得深刻和对人物思想刻画得入情入神上，还在于作家对人物形象的“这一个”有独到的观察和深刻的感受，并表现在对人物感情色彩的描绘上，准确地选择最富有感情色彩的词汇。他还分析了曹雪芹《红楼梦》的语言能做到准确无比的根本原因。

在《“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含蓄有味》中，他提出含蓄有味正是曹雪芹所欣赏、所赞美、所追求的一种语言艺术境界。他论述了曹雪芹使语言做到含蓄有味的十种方法。

他在《惜墨如金——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境界美》中说：“简洁，是《红楼梦》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他分析了曹雪芹能使语言做到简洁精美的四条经验和曹雪芹为什么能够使他的《红楼梦》语言达到如此简洁精美的境界的原因。

他在《行文似绘——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绘画美》中写道：“曹雪芹不仅在主观上有这个自觉性，而且在客观上创造出了具有绘画美的语言艺术境界。”他谈到了关于曹雪芹如何把绘画艺术创造性地运用于他的《红楼梦》语言艺术之中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在《诗情画意——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境界美》中他说：“曹雪芹凭借诗画方面的才能，使他能够在《红楼梦》中创造了一种富有诗情画意的语言艺术境界。”他还分析了曹雪芹使《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具有诗情画意的三种手法，同时他还探讨了关于曹雪芹《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能够达到诗情画意境界的三方面原因。

周氏这部著作之后，研究《红楼梦》语言的专著主要有林兴仁的《〈红楼梦〉的修辞艺术》（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语言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卢兴基、高明鸾选编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语文出版社1985年出版），何士龙的《红楼梦语言美鉴赏》（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等。这些专著的相关内容将在下面有关部分述出。

《红楼梦》运用俗语的成就

《红楼梦》中的俗语是指谣谚、古话、格言、成语、歇后语等，它凝练、深刻、深含哲理，是一种压缩性的语言，言简意丰，耐人寻味；它具有通俗性和流传性的特点。《红楼梦》的作者对俗语的运用是极为重视的，全书中共有三百多条俗语，大都用得精妙传神。

陈雨《〈红楼梦〉中成语的运用》（《广州日报》1959年12月4日）举例论证了曹雪芹“匠心妙手”运用成语的功夫，他认为：“这些成语的运用，对人物的刻画，语言的生动，都有很大的好处。”

何仲英《〈红楼梦〉的歇后语》（《上海外语学院季刊》1958年第1期）从两方面论证了《红楼梦》中歇后语的独特风格。“第一，《红楼梦》选材适宜，力求形式和内容的一致，绝没有庸俗粗糙或者偏僻难懂的歇后语。”“第二，《红楼梦》的歇后语善于变化，不拘一格，要怎样说得好就怎样说。不因袭、也不捏造。不浅露、也不含糊。它的一切构成规律，总求符合于民族语言的传统性，而又不可捉摸，极变化之能事，具有创造性和独特的风格。”他总结《红楼梦》歇后语有以下几种形式：只有比方，没有说明；先比方，后说明；先说明，后比方；下半截比方解释上半截比方；几个歇后语连用，或者跟别的俗语混合用。他说：“作者歇后语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是由于能恰到好处地表现作品中人物的情感。这是作者的风格和个性的表现。”

腾云《〈红楼梦〉文学语言论》认为曹雪芹将生活中的方言词、俗语词、社会习惯语、俗语等予以文学化所达到的成就在于：首先，作者将大量的非文学词汇“驯化”为文学词汇，又输入了不包括在已有的书面文学语言之内的新的词汇，从而丰富了我们的文学词汇。其次，曹雪芹利用、改造成语、谚语、俗语、行业语、阶级同行语、隐语、粗俗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利用这些词语深广的社会含义，即加强、提高这些词语的思想性；一是利用这些词语为塑造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服务，即发挥、提高这些词语的文学性。另一方面，《红楼梦》中的俗语等，具有较高修辞格的意义，成为塑造性格的手段。

周中明《艺术皇冠上的明珠——谈〈红楼梦〉中对俗语的运用》（《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说：“在文学作品中运用民间俗语来增强文学语言的表现力，这是人们屡见不鲜的。然而，却很难得有像《红楼梦》这样，把民间俗语广泛运用到正确观察和反映社会生活，构思和组织作品的故事情节，揭示和体现作品重大的政治倾向，刻画和突出人物的典型性格，使民间俗语成为艺术皇冠上的灿烂的明珠。”
高国藩的《〈红楼梦〉中的民间谚语》（《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辑），将《红楼梦》中二三百条谚语从形式上分为了十大类，他认为：“《红楼梦》中所选择的谚语内容上的特点就是在简短的语句中包含了深广的意义，它们都是清代民间谚语中的精华部分。”他将《红楼梦》中民间谚语的艺术性概括为四个特点，即：语言的整齐性；形式的多变性；音韵的和谐性；形象的丰富性。他举例论述了《红楼梦》谚语的五个艺术表现方法：比喻；对偶；矛盾；对比；反衬。他认为《红楼梦》中民间谚语的思想性表现在鲜明的民族性，鲜明的斗争性，鲜明的婚姻问题的特色，鲜明的倾向性。他还讨论了《红楼梦》中运用民间谚语的特点，第一，曹雪芹对民间谚语作过精细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每条谚语只用一次，只有几条谚语是重复使用的；第二，集中运用民间谚语，对不同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运用不同的谚语；第三，曹雪芹所掌握的民间谚语比高鹗所掌握的民间谚语多得多；第四，《红楼梦》在注解和批语中储有清代民间谚语的宝藏。

林文山《要点在于本色——从〈红楼梦〉说到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长春》1982年第8期）一文认为，《红楼梦》在引用俗语方面总的说来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也有个别地方似乎堆砌过分。以尤三姐骂贾珍、贾琏的那段话为例，他说“堆砌那么些谚语、歇后语，倒不如少用几个更见明朗。用‘偷的锣儿’来比尤二姐，也不像一个妹妹的口吻。看来，要点也在于恰如其分”。
宋德胤《〈红楼梦〉俗语论》（《延边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认为：“曹雪芹就是这样匠心独运地把这些闪光的俗语熔铸到《红楼梦》中，用来刻画人物，展开情节，增强作品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深化作品的主题。”一、在塑造人物方面，“当作者让他们在读者面前活动起来的时候，往往用最经济最概括的笔墨，恰到好处地用一句或几句俗语，便把人物的个性和灵魂给勾勒出来了”，尤三姐性格的刻画便是成功的一例。“《红楼梦》中用俗语来刻画人物，不仅是让人物自己说出极有个性的俗语来，还表现在由第三者客观的评述上。”兴儿评论凤姐的俗语真是一语破的，入木三分。二、在展开情节方面，他以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俗语、抄检大观园时探春的口中的俗语以及秦可卿给凤姐托梦的俗语，论证“俗语是含义尤深的。曹雪芹在安排情节时，他用这深含哲理的俗语来统摄全局，这就引导和预示了情节的展开，使全书形成了完整的艺术整体。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曹雪芹就是在这波澜起伏的情节中刻画他笔下的人物的。这样，用俗语来预示和安排情节、展开情节，无疑是增加了作品的广度和深度，为人物性格的完善提供了条件。在曲折生动的情节中，俗语是起了特殊的作用的”。三、在深化主题方面，“曹雪芹深谙俗语的深刻性。在他把俗语融入《红楼梦》中时，有意地用俗语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钟必琴《〈红楼梦〉运用俗语刻画人物的艺术》（《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2辑）认为《红楼梦》运用俗语，既丰富又精彩，俗语的运用，符合特定的生活情景和不同人物的身份及性格特色。俗语跟特定的生活内容和特定的人物性格，已融合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在人物描写上，《红楼梦》运用俗语已经达到了性格化的高度。”
钟必琴《论〈红楼梦〉对俗语的熔铸和提炼》（《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3辑）认为：“《红楼梦》运用俗语来刻画人物、发展情节、表现主题，达到了很高的思想艺术水平。”“《红楼梦》运用俗语的艺术，不只是一般地表现在选择恰当、使用准确、富于生活内涵上，而且还表现在作者对俗语进行精心的熔铸和提炼上。”《红楼梦》对俗语的熔铸和提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改动字词；二、改变句型或语气；三、改变句式；四、相似或相同俗语的不同运用。
《红楼梦》语言艺术手法的贡献

傅憎享《〈红楼梦〉的省笔艺术》（《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辑）分析了《红楼梦》中许多省笔之处的妙用后得出结论：《红楼梦》中的省笔在塑造人物性格和服务意境、同时调动读者的联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有些省笔在情节发展，或是渲染气氛方面尤有“笔断意连”之妙。

陈坚《〈红楼梦〉中艺术修饰语运用上的几点特色》（《南开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认为：“艺术修饰语，在《红楼梦》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无论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景物的描写上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而鲜明的印象。”他重点分析论证了《红楼梦》中艺术修饰语运用上的几点特色：逼真、准确和贴切；鲜明、形象；精练、概括；方式活泼；巧用典故，造成特殊的表达效果。

傅憎享《从比喻论〈红楼梦〉语言的形象化问题》（《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2辑）认为：“《红楼梦》喻语不拘一格，千姿百态，出神入化。”“《红楼梦》常以肖物传神之比喻，冲破小说非直观的局限，达到绘声、绘色、绘形、绘情的化境。《红楼梦》中的‘润色比方’，不仅达到了其他艺术手段所能达到的效果，而且还达到其他艺术手段所未能达到的境界。”“比喻起着形象意识作用，使《红楼梦》语言形象化、视觉化了。”

周中明《精当贴切，自然奇警——谈〈红楼梦〉中对比喻的运用》（《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指出：“主要地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出发，为突出人物性格服务，这是《红楼梦》作者善用比喻的基本特点。”关于曹雪芹的《红楼梦》究竟是怎样善用比喻来为突出人物性格服务的问题，他认为有以下几点：1.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来运用比喻，通过比喻，又进一步使人物的性格特征更加显豁、生动、丰满、浑厚，这是《红楼梦》作者善用比喻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的一个特点，即首先要使比喻切合人物的性情；还要使比喻契合人物的神髓；要使比喻与人物在作品中的整个表现相呼应；要使比喻能充分显示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2.根据人物的心理特征来运用比喻，通过比喻，又进一步深入到人物的心底，使人物的内心感情和思想性格，得到更加生动传神而又形象感人的表现。3.根据人物所处的典型环境来运用比喻，通过比喻，既进一步揭示出人物性格的阶级本质，又充分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使环境和人物的典型性都得到高度的统一和极大的提高。同时也提到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红楼梦》中也有极少量的比喻，是用得不恰当的，有损于作品的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感情。

林兴仁《妙极之文，巧极之法——谈〈红楼梦〉的仿词艺术》（《名作欣赏》1982年第4期）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广泛大量地运用仿词手法，把它跟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的发展，对话语言的安排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它丰富的表现力，造成了感人的艺术情趣，更好地刻画了人物，推动了情节发展，获得了明快犀利、幽默风趣的艺术效果。”他举例分析了曹雪芹运用仿词手法的特色：1.揭示事物的矛盾对立关系，增强情趣盎然的艺术特色；2.曹雪芹仿词手法运用得巧妙、机趣，具有含蓄的意味，富于幽默感；3.人物对话中运用仿词手法刻画人物性格，使人物性格异常鲜明；4.《红楼梦》里的仿词是先谐音后临时仿造新词，富有意趣。

林兴仁《用字得神，得体理之至——谈〈红楼梦〉对寻常动词的艺术化》（《名作欣赏》1983年第2期）认为：“《红楼梦》，在多数情况下，正是使用最普通的一些词语，使寻常动词艺术化，而具有永久的魅力。”《红楼梦》很讲究对寻常动词的艺术化，“从而对动词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处处闪耀着艺术的光芒”。他分三点举例说明《红楼梦》运用动词的特色：1.寓褒贬色彩于动词中，富有深意；2.动词喻义化，更加形象具体；3.运用动词曲尽“神”、“理”，为描写动作神态，渲染情景，刻画人物性格平添了艺术光彩。

林兴仁《具有整齐美和音乐美的优美句式——谈谈〈红楼梦〉的对偶》（《名作欣赏》1984年第1期）讨论了《红楼梦》中的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中对偶的几个特色：一、善于在一段散文句式中运用连续对偶，把句意阐发得更深透，把声韵安排得更精美。二、善于在上下文中，或上下句中，以个别词语相对偶，不但使句式音韵朗畅，而且往往还获得了活泼、诙谐、风趣的效果。三、善于运用句中对偶，就是在一个较长的散句（或称奇句）内，以句子成分对句子成分，使句式散中有骈，骈中有散，既有整齐美，又有参差美。他认为，曹雪芹在发挥散句和对偶句式的修辞作用的时候，很注意二者的协调，不走极端。全书大量运用散文句式，必要时偶尔用些对偶句式。由于大量运用散句，全书语言显得活泼、自然、流畅；又由于偶尔用些对偶句式，以调剂散句比较松散、韵味不浓的局限性，因而全书语言既有整齐美又有音乐美；还由于全书将散句和偶句交错运用，骈散完美结合，文字富于变化、富于波澜。这种辩证地运用偶、散句式的修辞艺术，是文学作品语言艺术的典范。

王绯《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樊篱——从〈红楼梦〉的韵文看曹雪芹之创新》（《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1辑）认为，《红楼梦》的韵文，正是对我国古典长篇小说传统写法的大胆突破，表现了曹雪芹巨大的创新成就。《红楼梦》对人物事件品评的韵文，“不再是作者硬性附加上去的点缀，而是熔铸于整个艺术形象之中，与小说的情节水乳交融，成为不可分割的散韵紧密结合的有机体”。“同具有品评性质的韵文一样，曹雪芹用以写景状物的韵文也是独步千古……具有了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成为作者出色地写出‘大观园记’的关键手笔”，“他在《红楼梦》中不仅熔炼出了完美的用以品评和写景状物的韵文形式，还熔炼出大量人物诗词，并以此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再一次显示出他独创的才能”。王绯同时强调，虽然“《红楼梦》中的韵文，有不少反映出作者或作品人物的思想弱点，在艺术上也是全然不能与具有独立意义的名家诗词相提并论；但是它们却在从属范围里显示出特有的思想、艺术价值，为曹雪芹赢得了荣誉”。

林兴仁《试探〈红楼梦〉的语音修辞手段》（《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2辑）认为：“整部《红楼梦》，音韵节奏安排合拍，宫商和谐，音趣盎然，富有语言的音乐美。”“《红楼梦》在语音修辞手段的运用上取得了杰出成就”，“创造出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艺术境界，使读者如闻其声，使作品富有音趣，形成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就曹雪芹所利用的多种语音手段如谐音、谐音仿词、谐音双关、叠音、拟声、双声叠韵、儿化韵、语气口吻口气等分类举例进行了分析。

冷宇《浅谈〈红楼梦〉中的颜色词汇》（《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2辑）认为：“绘画艺术所专用的颜色，在《红楼梦》中成了语言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原因，首先，作者选择大量的女性来做主人公，而她们的衣着、起居行止，甚至心理活动都离不开色彩。其次，书中人物所处的典型环境也要求作者能娴熟自如地描绘颜色。再次，曹雪芹在写作中，善于运用再现生活画面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有画面就必须有颜色，否则，其艺术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冷宇认为颜色词汇在《红楼梦》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一个作用是与全书主题密切相关”；第二个作用“则是有助于人物肖像描写的逼真、鲜活、传神”；第三个作用是“状物写景，以景寓情”；同时，“还起着发展故事情节或暗示事件进程的作用”。关于作者使用颜色词汇的方法，他举例分析了以下几种：明用、暗用、喻用、巧用。

徐振辉《谎言：〈红楼梦〉中特殊的语言设计》（《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2辑）一文认为，曹雪芹超越了传统小说中“谎言”只是“反角”的专利品的语言模式，有意设计了五十多处谎言，发挥了美感作用，使得《红楼梦》中人物性格语言精妙，形神欲活纸端，生活气息扑面，情趣韵味十足。“无论是情节性谎言还是细节性谎言，都为作品的语言设计增添了生命活性和艺术张力。由于这些谎言渗透在各种描写手法之中，浑然天成，所以读者几乎看不出这是一种技巧。不易察觉的技巧却是真正的技巧，它仿佛是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显示出了《红楼梦》语言艺术的高超境界。”徐文强调：“不管是情节性谎言还是细节性谎言，它们都有以下的特点：情节的偶合性、论辩的进逼性、逗趣的怡悦性；从接受谎言信息方面，还有反馈的多样性。”

杜永道《《红楼梦》幽默语段的特点》（《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2辑）统计，《红楼梦》中人物对话里的幽默语段很多，仅前八十回就达70例以上。“这些幽默语段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在运用幽默语段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匠心独运，很有特点。”首先，《红楼梦》中幽默语段在运用上的特点是：“1.紧密结合语境，依场景而设置，因而幽默语段与上下文叙述的情景衔接得十分自然，没有丝毫插科打诨的痕迹。也就是说，作者在运用幽默语段时，重视带有很强烈的场景意识。”“2.不同人物说出的幽默语段，都带有鲜明的人物身份、性格、思想烙印。读者读时，有明显的身份感。可以说，作者在运用幽默语段时，总是带有强烈的人物意识。”其次，《红楼梦》前80回幽默语段的分布特点是：1.在前80回中，中间部分分布得明显集中，数量较多。2.从人物看，幽默语段分布最多的是凤姐（12例）和黛玉（10例）。3.根据统计，76例幽默语段中，只有5例是作者叙述的话构成的，其余71例全部都是小说人物的话构成的。再次，《红楼梦》幽默语段的构成可分为两大类，即一类是用已知的某种修辞手法构成的，暂且称为修辞型。另一类是用其他方法构成的，暂且称为非修辞型。杜文对用“飞白、仿词、比喻、误解法、狼狈法、悖谬法”和“异用法”所构成的幽默语段分别进行了论述说明。

林兴仁《〈红楼梦〉与汉语修辞》（《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2辑）认为：“《红楼梦》集汉语语音修辞手段、词汇修辞手段、句式修辞手段、修辞格、语体风格之大成，充分展示出汉语的修辞美，在读者面前矗立起了一座我国语言艺术、修辞艺术的高峰，为汉语修辞艺术树立了一个典范。”在修辞格方面，“《红楼梦》里它们不但种类繁多，而且运用得新意层出，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程度。这些固定的修辞方式，在《红楼梦》里，既有色彩鲜明的比喻，又有具体形象的借代；既有夸大而真实的夸张，又有巧妙而含蓄的双关；既有以物拟人的拟人，又有以人拟物的拟物；既有援引成文的引用，又有暗含深意的用典……这众多的修辞方式在曹雪芹的笔下运用自如。……曹雪芹的语言之所以富有艺术魅力，扣人心弦，跟他善于运用这些富有表现力的修辞方式（修辞格）是分不开的”。

陈家生《〈红楼梦〉中模糊语言的运用技巧》（《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2辑）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及其续作者，也经常在书中娴熟地运用了大量的模糊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构成故事情节，揭示题旨内涵。书中模糊语言成功运用的范例比比皆是。”“《红楼梦》中大量的模糊语言的成功运用，形式多样，特点各异，效果强烈。它对扩大作品审美感染力，使读者获得动人的美感和意境的升华，让人物典型形象丰满生动，起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就《红楼梦》模糊语言运用的类别特点与艺术效应而言，大体有以下几种：一是用喻写形，以虚写实；二是欲言还休，耐人寻味；三是一语双关，言此意彼；四是用语朦胧，含蕴无穷；五是巧借语境，心领神会。

邹光椿《“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红楼梦〉中的呓语艺术》（《修辞学习》1998年第2期）认为：“在《红楼梦》中只有贾宝玉得到曹雪芹的青睐，让他独占呓语艺术。”曹雪芹利用多种呓语艺术的表现形式，从而塑造出“古今不肖无双”的贾宝玉，表达了《红楼梦》反封建的主题。邹文从三方面对呓语艺术的作用进行了论述说明，一、保护伞护身符，隐蔽叛逆神韵。二、突出怪谲性格，丰满‘护花’形象。三、创设迷幻语境，延伸多姿情节。

《红楼梦》人物的语言是充分个性化的
鲁迅对《红楼梦》语言评价很高，他在《看书琐记》（《申报》1934年8月8日《自由谈》）中说：“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可以说这是对《红楼梦》人物语言的经典评价。

计开《红楼梦的对话》（1942年8月桂林《文学批评》创刊号）认为：“《红楼梦》的精华，也就是那些对话，犹之《儒林外史》的精华是人物动作的描写一样的各有千秋。”“《红楼梦》不太写人的面影姿态，即写也不怎么对读者有用。却在对话中，把人物的‘眼波、笑影、以至于一举一动’，都显现出来了。”小说中的“男男女女，上上下下，诸色人等，都各个赋予一种性格。人物的各种性格之特征、矛盾、转变，或发展，都交代给那些对话来理落”。

署名“人”的《红楼梦的对话》（1947年3月23日汉口《星报周刊》第31期）一文认为：“明斋主人尝谓《红楼梦》所引俗语，一经引用罔不如妙，描写口吻一一逼肖。对于《红楼梦》艺术之文艺技巧，实为中的之论。”

太愚《红楼梦的语言》认为：“《红楼梦》中人物的语言永远没有脱离过他们自己的身份。”“写实主义者只是善于从人物心地去挖掘他们自己的声音，用他们自己一定的语言表现出他们一定的个性。宝钗的语言是那么合理，湘云的语言是那么直率，凤姐的语言是那么爽利泼辣，黛玉的语言是那么尖酸刻薄，使现在的读者凡听到某种说话的风格就会立刻联想到《红楼梦》中某个人物的语气，这就因为他确已做到了高度的‘性格的语言’的缘故。”“中国旧小说运用人物的语言以描绘心理，配合动作，尤其是构成对话，《红楼梦》要算是登峰造极。”

王永《论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认为红楼梦语言的一个特点是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讲话”。“人物语言的个性化，透露着每个人物特殊的生活经验、教养和心理。”“人物的语言可以反映出人物的思想意识，读者可以从许多人物分歧复杂的语言里看出他们的品质和道德。”“有些人物语言的本身，并未涉及阶级内容，但在表达方式上却渗透着某种社会阶层的语言习惯。这种语言很能够反映人物的内在的思想情感。”

启功《漫谈〈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认为：“在《红楼梦》中，语言的特点，正和其他著名作品一样，无论在叙述部分或代言部分，都能极其恰当地表现出各个方面的典型；尤其在表现人物的性格上，更有特殊的成就。”《三国》、《西游》等著名作品，常见对于某些主要人物的语言用力较大，对于一些配角，有的就不免一带而过。但《红楼梦》在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关系描述中，每个人物、甚至某句话，都是作者费过苦心创造的。因此“《红楼梦》语言最特殊、最成功的地方，首推性格化这方面。所表现的不但形象鲜明，并且个性突出、互不雷同。常常从片言只语里表现一个人物的灵魂深处。其次是从人物的语言中表现人物之间的关系，像尊卑、亲疏、矛盾、爱憎等等，尤其是那些不可明说而又不能不说的话，表现得更为巧妙。当然作者的叙述或替人安排的自白、背供也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至于人物的对话，还常具有使情节映照和衬托的功能”。

殷孟伦《略谈〈红楼梦〉的人物语言——以王熙凤语言作例》（《文史哲》1955年第1期）认为：“《红楼梦》作者所赋予他所创造的人物的语言艺术的适应和创造，通过每个人物的口吻，伴随着每个人物的身份、地位、环境、交谈对象、时间，以及其他条件等等，在各不相同的说话里面，都能够从心灵深处，把这些人物复杂多样的内心世界，以一种具体、生动、鲜明、正确和强有力的语言表现在人们面前，无可掩饰地、全盘地再现出来。”“是什么人，说什么话”，“所以使得他所塑造的每个人物，不论是‘大人物’，或‘小人物’，不论是说话的多和少，他总是安排得很恰当，做到了真有其人，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因此，就能够使得每个人物的形象永远地活现在人们心里。”

傅继馥《〈红楼梦〉艺术欣赏札记》（《合肥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第1期）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张口说了两家话；出神入化的白描手法；诗化了的美。在“一张口说了两家话”这一部分他特别分析了人物的语言特点，如：1.小说用语言来创造形象，作者最大可能地调动了读者的想象力。2.在人物聚谈的场合上，曹雪芹能把它用文字表现得像生活本身那样鲜活复杂，主要技巧有两点：其一，描写角度的转换和衔接场面的异常灵活。这样就让在场诸人随时都进入读者视线以内，使读者时时都保持着众人聚谈的整体印象。其二，不把人物对话写成人物独白，而让它反映出谈话人与在场众人的多方面的复杂关系。3.把人物自己和叙述人的双重身份统一于一身，而不露丝毫痕迹。

周中明《怎样才“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谈〈红楼梦〉人物语言的性格化》（《红楼梦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认为，《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他认为作者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主要原因在于：1.作者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2.与行动相配合的说话，无论是写人物语言和行动的一致或矛盾，都能紧紧地扣住突出人物的性格和形象；3.作者非常仔细地琢磨有性格的对话，没有任何一个多余的字；4.人物之间的对话，针锋相对地展开矛盾冲突，从而使人物性格和对话更加鲜明突出；5.通过相互对比衬托，鲜明地把不同人物的性格和不同的语言特色显露出来。

张炼强《〈红楼梦〉人物的语言风格浅谈》（《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辑）认为：“《红楼梦》写了为数众多的人物，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身份、思想、学识、经历、性格、作风等等说着各自的话。他们所说的话，在语言风格上往往很不相同。而人物的语言风格，是和人物自身的特点、人物说话的语言环境、人物语言的语言因素的运用（如选词、造句、布局、修辞等）有着密切关系的。”“同样的内容，出自不同人物之口，语言风格可以很不相同”，如冷子兴和周瑞家的，同是谈论凤姐，谈的内容可以说几乎是完全相同，但出自冷子兴之口的，词语比较典雅，不免有些平板的“字话”；而出自周瑞家之口的，却是词语俚俗，显得十分生动的口语。这是由于二人职业不同，身份也有所差别所致。此外，“同属一个阶层的人物，其语言风格也是千差万别的，并不存在着千人一腔的现象”。贾政和贾珍同为贾府主子，但语言风格却颇不相同。凤姐和黛玉都很善于笑谑，但语言风格极不相类。“同一个人，其语言风格可以因语言环境不同而不尽相同”。黛玉比较喜欢讲双关语，但是她对长辈、对下人不讲双关语，就是对同辈姐妹探春、迎春等也不怎么讲双关语，惟独一沾上宝玉，特别是关涉到宝玉、宝钗和她自己三方的时候，双关语就脱口而出。这显然和语言环境有关。

邓星雨《说焦大骂人——兼谈人物语言个性化》（《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辑）一文细致地分析了焦大骂人的语言，他认为焦大骂人做到了“滴水见沧海，一骂显灵魂”。“曹雪芹确实把握着焦大的个性化特征和特定环境下用语的特殊性，所以，才把焦大骂人写得如此鲜明、深刻，有分寸、有力度。”

滕云《〈红楼梦〉文学语言论》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对话除了作为性格刻画的手段外，还作为结构手段，叙述描写手段，交代背景、点逗主题、烘托生活情味和渲染氛围的手段，等等”。“从性格化的角度说，《红楼梦》中的人物对话，已达到了小说语言艺术的极高境界”。第一，《红楼梦》写出了百人百声口；第二，《红楼梦》写出了一人百声口；第三，关于《红楼梦》人物对话，具有许多技巧性的问题。

何士龙《林黛玉、薛宝钗语言特色比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认为：“林黛玉口齿伶俐，有辩才，长于辞令。这是构成林黛玉语言突出特点之一。”“薛宝钗也有一定口才，也有说话诙谐，贫嘴贱舌的时候。……但与林黛玉比起来，终逊一筹。”“林黛玉的口才还表现在联想快捷，反应机敏，善于暗语映射，咏桑寓柳，射言托意，借题发挥，这也是薛宝钗所少有的。”“薛宝钗的口齿虽不及林黛玉的灵巧，但她用心深细，又远非林黛玉所及。”异中求同，他指出两人的语言都有雅言的特色，她们的语言打上了知识分子的印记。两人的语言中都有引经据典的特点。但仅就这相同的特点来看，“两人的语言也绝不相混”。“林黛玉的语言显得十分自然，没有雕琢的味道。而薛宝钗却不免有些矫揉造作，带着秀才掉书袋的酸气。”“薛宝钗的语言不以才智机敏取胜，而以学历深厚见长。她平时广闻强记，杂学旁收，知识面是比较广阔的。”而这些特点，又恰好是林黛玉所没有的。他还认为：“由于思想性格不同，语言表达内心的方式，两个人也是不同的。林黛玉的语言真诚直率，表里如一，任情任性，是自然天性的尽情流淌。她说话无所顾忌，也不考虑后果，所以表现出尖刻的特点来。”“林黛玉的语言和性格是那样天真无邪，净如秋水，清似明镜，没有半点见不得人的肮脏东西。”“而薛宝钗的语言却往往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这个封建思想意识浓厚的循规蹈矩的女孩子，是很不容易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的。所以，很自然形成了她语言中的虚假特色。”作者认为这两人的性格和语言特色的形成有她们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曹雪芹遵循着存在决定意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的客观规律来塑造典型的性格，刻画人物语言。虽然他还不可能自觉地掌握这一规律，然而却由于他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艺术真实，因而达到了现实主义艺术的高峰，使他的创作符合于生活的规律，反映了生活的规律。这一点，在林黛玉、薛宝钗两人的语言塑造中也体现了出来”。

王向峰《人物的口吻——〈红楼梦〉艺术笔法琐谈》（《红楼梦研究集刊》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认为：“一个人的地位、身份、经历，是一个人的重要的社会性的存在条件，它们不仅要影响人的性格，也要影响到人的言语的色调。”他以《红楼梦》第三十九回，刘姥姥和贾母这两个老太太的对话为例论证了这一点。他还说：“曹雪芹写人物，很注意在人物的心理气质的基础上，有重心地开拓人物的鲜明性格。”他以王熙凤为例指出：“在写人物的口吻上，他（曹雪芹）也是独领风骚的一代才人。”

黄进德《论〈红楼梦〉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认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在有意识地力图摆脱成规俗套，另辟蹊径，着意‘让世人换新眼目’。”他探讨了《红楼梦》中那些成功的人物语言之所以能够“毕肖其人，符合个性的要求”的奥秘。曹雪芹能把凤姐写活了的原因，就在于“精心描绘了她的言谈举止和心理状态。而她的语言，尤为精彩”。他还强调：“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并不等于单一化，而人物性格表现形态的丰富性又必然体现为人物语言的多样化。”

孙荪《说话的艺术》（《百花园》1983年1月号）认为：“通过对话，能够使人‘听’出人物的表情以至性格，这就是精彩的富有个性特征的人物谈吐的对话的神奇力量，同巴尔扎克的著作一样，在《红楼梦》里，这种特点异常突出而且触处可见。”。

何士龙《通过人物之口评论人物语言——论〈红楼梦〉中的一个特殊的艺术手法》（《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1辑）认为：“通过人物之口来评论人物的语言，是《红楼梦》中人物语言性格化的一个特殊的艺术手法。……应该说，这是作者一大创造。”“据粗略的统计，《红楼梦》中通过人物之口评论人物语言特点的，有五十多人次，被评论的人物多达十六人以上。”“在通过人物之口评论人物语言的过程中，作者很注意抓住被评论的人物语言的主要特点，而且说得精炼概括。对于主要人物，除了注意全面反映人物语言的特点以外，还根据人物不同而有所侧重。对王熙凤、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这五个主要人物，都分别作了不同的处理。而对其他次要人物，也都突出他们的一个最主要的语言特点。其次，对作品中两个最主要的人物的语言的评论，作者又把它与另一个常用的艺术手法——皴染法结合起来，采取了多次的反复的评论，以加深印象。如对王熙凤的口才，反复的评论多达十二人次；对贾宝玉反抗精神的评论，也多达十人次。另外，有些评论，虽然字面上没有什么‘口齿、说话、语言’之类的词语，但实际上是直接谈论人物语言的。”

徐振辉《论〈红楼梦〉对话的论辩色彩》（《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1辑）说：“《红楼梦》人物对话中的论辩，虽有别于策士游说却又纵横捭阖，翻澜多姿，有别于论说文章却又分明融汇了论说文的精髓。”“小说与散文的文体和语体都有很多差异，但从《红楼梦》的家庭琐事、闺阁纷争的描写中，融会了论辩散文中风流云谲、理酣意畅、辞令抑扬的技巧，从而满纸锋芒，波澜腾挪，极有语言力度和美感。这种论辩美显然有着理性的、内在逻辑的美，但它不是赤裸的理念，而是沉积于叙述与抒情之中，依附于人物性格和素质，形成小说语言艺术的一个特殊存在。”他认为：“应对的灵敏，措辞的个性化和舌战的气势锋芒，反映出人物娴于辞令的才干机智，也是时代文化意识熏陶下的一种文化性格的外露。”“这种论辩才干是人物复杂性格的组成部分，相应地反映出复杂的智能结构，在人物唇枪舌战之间，并非以道德观念的高下来决定优劣，而是由说话人的言辞说服力、进攻力以及人物的身份、地位、气势所制约，因而它摆脱了简单化、舌风悬殊的对话描写。”“这些论辩语言极富于生活化。”“曹雪芹在十年心血凝成的《红楼梦》中，是有清醒的自觉意识来追求并雕琢这种语言论辩美的。”徐文将《红楼梦》中的论辩归为四类：击中要害、擒纵目如、褒贬玲珑、善用诡辩。他总结说：“总之，《红楼梦》人物语言的论辩色彩，丰富了人物的文化性格，有着浓烈的理趣，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

孙爱玲的《红楼梦对话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将西方理论运用到《红楼梦》的语言研究之中，为《红楼梦》语言研究另辟蹊径，是有一定建树的。诚如作者在本书《结论》中所言，这部专著“针对对话的作用和现象，深入地用横切面剖析，同时运用语境学、语用学、意图论，对话作用分析，在一定的程度上解释了《红楼梦》对话的种种现象”。

《红楼梦》语言的情绪

现代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情绪对于行为过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语言是一个过程，因此必然浸透于情绪，受制于情绪。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考察《红楼梦》语言情绪是有独到价值的。

陈冬季的《试论〈红楼梦〉的语言情绪》（《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3期）从主体语言情绪、画面语言情绪、语言情绪的符号意义三方面对《红楼梦》语言情绪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主体语言情绪方面，他分析了叙述主体语言情绪和小说人物主体语言情绪。他说：“《红楼梦》的语言贯注着创作主体的情绪。依据创作的心理过程看，《红楼梦》的创作首先源起于创作主体曹雪芹的情感冲动，并随之形成他心中的幻想世界。”他认为《红楼梦》语言呈现出两种双重意义特质（双重功能），一是从小说语言的概念职能说，就是描述故事。二是主观情绪的宣泄。在小说人物主体语言情绪方面，他分三种情况进行了讨论：一种是作品中有的人物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作为创作主体的代言人，因此，经由他们的语言传递了创作主体的情绪意识。第二种情况是小说人物主体语言只显示了自我情绪。第三种情况是小说人物主体语言通过表现客体来显示自我情绪。

画面语言情绪方面，他分析了正画面语言情绪和负画面语言情绪。“《红楼梦》极善于勾勒富有诗情画意相和谐的正画面情绪”。在负画面情绪中通过画面情绪与人物情绪的反差形成强烈的审美共振。

语言情绪的符号意义方面，他认为对于《红楼梦》语言情绪的考察，“我们可以从语言情绪中窥视到作为叙述主体在小说中露面的作者的思想意识及其人生价值观，而且也会从中理解小说人物对人生、生活所持的价值观及其思想性格的深层构成”。

《红楼梦》回目语言的特点

刘永良《〈红楼梦〉回目语言探美》（《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3辑）就其回目语言艺术之美，从音韵、字词、句式和辞格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分析。一、注重音韵。《红楼梦》的回目在这方面，堪称古典小说回目的典范。其主要表现在叠音、叠韵、双声、平仄四个方面。二、锤炼字词。《红楼梦》回目中锤炼字词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炼字，做到了凝练概括；运用成语，很有艺术性；融入典故，既使回目语言形象生动，又显得含蓄蕴藉，同时也加大了回目本身的容量；镶嵌戏名，不仅使回目的语言本身更富有情趣，增添了美感，而且还有意识地突出了作品的思想意义；词语重出迭见，不仅有利于造成回自语言的形式之美，而且还别有情趣，引发人们深入品味和认真思索。三、讲究句式。这是造成《红楼梦》回目句式形式美的重要因素。形式美体现在三个方面：对仗工巧而又自然天成；句式整齐而又灵活多变；互文错综。四、善用辞格。《红楼梦》的回目很讲究修辞，善于运用比喻、借代、衍名等各种辞格。

《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语言的差别

很多人都能认识到《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语言有较大的差异，但早期却很少有人进行比较。20世纪较早论及这一问题的是计开，他在《红楼梦的对话》中说：“《红楼梦》第八十回以下，据说是高鹗续书。拿八十回后的黛玉之死，跟八十回中的晴雯之死相比，在写他人的反应和环境氛围，相差何啻霄壤，这便足以判定续书的说法之非诬，可是这并不会妨碍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有机性。”

二十年后，邢公畹的《〈红楼梦〉语言风格分析上的几个先决条件》一文细致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说：“从出现的文章体裁看，前八十回涉及诗（包括五七言古今体），词，歌，赋，诔，书启，小曲，戏文，对联，酒令，灯谜，笑话，脉案药方，参禅话头等。后四十回只涉及四书讲章，八股破题，状子及批子，邸报，家信，无名帖，琴操，佛偈，谶经等。后四十回也出现两首《忆江南》，但远不如曹作；也出现几首七绝，更糟一些。可是续作者的声音乐律之学却比曹强。这些都反映出两位作家不同的个人特点与倾向。”

王蒙《话说〈红楼梦〉后四十回》（《红楼启示录》，三联书店1991年出版）认为：“续作语言基本上与前八十回风格一致，情节大致上‘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续作者是下了大功夫死功夫的。”但“续作四十回确实缺乏至情的、灵秀的、突破世俗观念的有力的文学描写。”

冯其庸的《论程甲本问世的历史意义》（《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3辑）亦分析了后四十回，“文笔不如曹雪芹。认真熟读前八十回后，再读后四十回，确实会觉得其文字的味道神韵，其叙事的内涵比起前八十回有明显的逊色”。

《红楼梦》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孙炜《〈红楼梦〉的亲属称谓》（《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4辑、1991年第1辑）认为，《红楼梦》一书中反映了复杂的亲属关系的语言符号——亲属词系统。“《红楼梦》一书所表现的汉民族的亲属关系、对亲属的态度及亲属间相互称谓的状况，非常集中且很有代表性，它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上层社会亲属观念和亲属间称谓的全貌。”论文以《红楼梦》一书提供的亲属词和亲属称谓的材料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书的作者及成书背景，以前八十回为重点，搜集其中全部材料，参照后四十回进行统计分析，找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孙文在分析《红楼梦》的亲属称谓系统时，以《红楼梦》的亲属词系统作为参照系，而在分析亲属词系统时又上溯到《尔雅》时代，以《尔雅·释亲》一章作为文献记载的源头进行考察。将《尔雅》、《红楼梦》、现代汉语三者互相对照，找出其中继承演变关系。“《红楼梦》的亲属词系统继承了《尔雅》的基本框架及一些具体的亲属词，但又发展了《尔雅》的系统，成为一个更完善的系统，体现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系统内部划分得更合理，从书中体现出的亲属观念看，亲属词系统很明显地分为父党、母党、夫党、妻党四个子系统，从而解决了《尔雅》中‘妻党’与‘婚姻’纠缠不清的情况，同时也划清了血亲与姻亲的界限。第二，系统比较严密、精确。主要表现在：1.严格区分亲属的性别，因而增加了一些表女性的亲属词。2.增加了表示堂亲的亲属词。3.每种关系中的两方亲属都有专门亲属词标记，已没有《尔雅》中缺项的情况。增加了许多夫党亲属词。第三，《红楼梦》的系统是根据书中具体人物关系整理出来的，因此是个共时系统，所以，不可能出现上溯多代以上，下续四代以下的亲属词。”“《红楼梦》系统可以说是《尔雅》以来亲属词系统发展的最成熟，最完备的阶段，成为现代汉语亲属词系统的直接源头。”亲属称谓词不是单纯地按亲属关系使用，情况很复杂，但有一定的规律。《红楼梦》亲属称谓词使用有以下三个特点：“不对称性”；“趋亲性”；“口语性”。这三个特点表现出有些亲属关系词与其所代表的亲属之间相互称呼时所使用的亲属称谓词的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正是《红楼梦》中亲属称谓词在亲属词系统中自成一类的原因。他总结出亲属称谓使用的四条原则是：宗法原则、等级原则、礼仪原则和情感原则。

关于《红楼梦》中亲属称谓系统和亲属称谓词之间的关系，孙文指出：“《红楼梦》的亲属词属于语言层面，它对语用而言是一个静态的系统，它反映了各种亲属的本质特征，是尚未在交际中实现的亲属内容的标记。这就使得这个系统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分布的对称性：亲属词标志的亲属都是处在亲属关系中的关系项。因而一般说来都是成对儿的，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第二，亲属词与亲属是一一对应的，有一种亲属，相应地就要有一种亲属词来标记。”“《红楼梦》的亲属称谓系统则是个语用系统，它属于言语层面，因此对于语言层面的亲属词系统来说是动态的。亲属称谓的作用有一部分与亲属词是一致的（标记作用），但更复杂一些（加上致意等作用），使得亲属词系统与亲属称谓系统成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系统。”

徐静茜《〈红楼梦〉人物言语交际的文化内涵》（《湖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2、3、4期）认为，《红楼梦》反映生活规模大，描写深微，堪称中国文化结晶。“语言表达思想、人们的意识形态，心理状态必定会通过语言表达。语言又像镜子，映照出人类所认识的世界结构，而人们在交际中的言谈尤能直接、生动地反映生活环境，反映说话人的社会观念，包容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徐文从分析《红楼梦》人物语言交际入手，分三部分分析了当时社会的文化特征，第一部分着重分析衣、食、住、行、医药、年节活动等物质文化；第二部分分析典制、礼俗、哲理、宗教、文史、艺术等精神文化；第三部分分析道德、人生观、价值系统等观念文化。

于平《试论“红楼梦语言”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认为《红楼梦》是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标志性著作。她从三个方面对“红楼梦语言”整合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探讨。首先，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使语言发生了转化的趋势；其次，作者对文学语言的追求是体大精深、千锤百炼和创造性的；第三，这部文学巨著的民族文化特征表明，它的语言至少受到丝绸文化、方言文化、奴婢文化、客厅文化、大众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

《红楼梦》语言的传承与创新

太愚《红楼梦的语言》认为，长篇小说之口语化也是逐渐进展的。《三国演义》摆脱文言的羁绊很少。《水浒》的语言是最简练的，但又常不免文语凌杂的毛病。“《红楼梦》才进步到语体文高度纯化的阶段。”“《红楼梦》承继而且发展了《水浒》、《金瓶梅》、《醒世姻缘》这些书的历史传统。由（于）它题材选择之不同，决定了它文艺形式之更提高，语言运用之更丰富、精美。”“《红楼梦》的题材内容太多面，太宽阔了，因此它用的语言也就必须包罗万象，无所不备。”

腾云《〈红楼梦〉文学语言论》认为：“如果仅从口语化的彻底性这一点上同《水浒传》、《金瓶梅》等比较，那么，《红楼梦》似乎并未进步多少。”但是作者提出并论证了以下四点，第一，尽管《红楼梦》基本白话而间有文言的文体与《水浒传》无大区别，但这种文白相间的体式，在《红楼梦》中却是更富文学意味。第二，《红楼梦》与《水浒传》以下几部小说名著相比，口语和白话都极纯熟，同是活生生的即有生活情致的语言，这是一致的；但《红楼梦》的更有全民性，《水浒传》等显得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囿于乡土性、地方性；第三，《水浒传》等几部前于《红楼梦》的古典长篇小说名著的文学语言明显地表现出一定的职业性或行业性，《红楼梦》的语言非常丰富厚赡；第四，自《水浒传》至《儒林外史》，在语言文字体裁上话本小说之迹未泯，《红楼梦》却开了新生面。首先，它不再采取散韵夹杂的形式。在中国小说史上，曹雪芹是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彻底破除散韵夹杂传统的第一人。其次，曹雪芹还是在小说语言体式上动摇以至取消说话人地位的第一人。曹雪芹打破了历来话本、拟话本和前人编撰创作的小说系由说话人讲述的格局，创造了另一种小说叙述方式，开了近代和现代小说叙述方式的先河。这无疑也是对我国古典小说语言体式的新发展。

王绯《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樊篱——从〈红楼梦〉的韵文看曹雪芹之创新》一文，通过比较论证认为：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均为章回小说的杰作，但是这些作品在体裁上仍清晰地保留着话本的痕迹，这些小说中相当数量的韵文仅是正文的点缀，造成不少弊病。《金瓶梅》虽然它在题材和艺术描写上独具特点，但是其韵文形式却没有超出章回小说的原始阶段，其中不少诗词显然是作者硬缀上去的。牵强、呆板，脱离作品的实际需要，成为缺乏艺术生命力的形式主义的东西。《红楼梦》的韵文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中最丰富的。这些韵文，使章回小说的韵文表现形式在原始的水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创造了适合我国古典小说自身特点的散韵有机结合的最完美的艺术形式，使《红楼梦》更加接近于现代小说。二、以韵文对人物事件发表评论在章回小说中是最常见的。比如《三国演义》，由于它是从全相平话演变而来的，其韵文主要是进行评赞。小说里凡是露名人物，无论大小，在其身亡后作者定要站出来，以诗作评。在故事的精彩关目处，也总要插入韵文，或褒或贬，议论抒情一番。删去这些韵文，并无伤《三国演义》之大体。《红楼梦》中的判词和曲辞则与之有着性质上的根本不同，删去任何一首都会使全书筋骨大伤，直接破坏作者对于小说人物的完整艺术构思和故事情节的通盘设计规划。三、同以景状物的韵文相比较，与艺术成就较高的《水浒传》相比，《水浒传》中的韵文，并不是作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而是附缀物，可任人随意增删。但是《红楼梦》中却把写景状物的韵文与小说的人物和情节结合得天衣无缝，已经浑然一体。四、以诗词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红楼梦》以前的小说，作者通过作品人物自作的诗词韵语，能表现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思想感情与内心活动，推动情节发展的，少得可怜，当然更谈不到以韵文作为塑造作品人物的艺术手段了。是曹雪芹接过前人留下的这点星星火种，在《红楼梦》中将其燎燃，使之获得了旺盛的艺术生命。曹雪芹为《红楼梦》不同人物代拟的韵文，都是本人个性的写照。它们恰切地合乎其各自的身份、生活经历、思想感情和文学素养。在曹雪芹的笔下，人物的诗词被充分个性化了，已成为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艺术手段。

张惠英《〈红楼梦〉和〈金瓶梅〉的语言比较》（《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1辑）认为：“相比之下，《金瓶梅》较多地用俚俗的方言土语，《红楼梦》则用规范的雅言官话。最明显的是，《金瓶梅》作者爱玩文字游戏。……而《红楼梦》则完全不同，可谓字斟句酌，受诗词推敲文字的影响较大。”“虽然都是白话小说，而语言风格却很不相同。”张文从两方面进行了讨论：一、《红楼梦》对《金瓶梅》的沿袭用语。“《红楼梦》沿袭《金瓶梅》的一些用语，有些是原封不动拿来，字形不变，意思也完全一致；有些则在字形上略有更改，意思则保持不变；有些则表面上看着和《金瓶梅》的某个词语很像，但意思有所变化。”这可以“来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不防头”、“念心儿”、“道恼、道烦恼”和“杀鸡儿抹脖子”等为例说明。二、《红楼梦》不同于《金瓶梅》的独特用语。此问题可以“安席”、“撞丧”、“当槽儿的”、“贴烧饼”、“扯臊”、“狗长尾巴尖儿”和“凸凹”等为例分析说明。

《红楼梦》在文学语言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它的准确性、生动性、丰富性和无所不包的格调，都代表了我国古代小说语言的最高成就。它值得我们不断地去品味、鉴赏。由于20世纪许多研究者付出的辛勤劳动，使《红楼梦》的语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者能在21世纪对它投注更多的热情，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使《红楼梦》的语言研究更加深入，使《红楼梦》这件瑰宝夺目的光彩完全绽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