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旭
苏轼的散文腾挪变化，不拘一格。在欧阳修散文的基础上，苏轼充分发挥了韩愈以来所提倡的古文的作用和表达能力，同时又多方面汲取前代各家散文的优点长处，如孟子文章的气势，庄子文章的恢奇，《战国策》文章的纵横驰骋，贾谊、陆贽文章的精警透辟，等等，这样融会贯通，形成他自己“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散文风格。苏轼的散文向来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称“韩柳欧苏”。前人曾说“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是抓住了四家散文的风格特征的。同韩愈的浩瀚奔腾、柳宗元的晶莹澄澈、欧阳修的平易舒畅比较起来，苏轼的散文特别显得“汪洋恣肆”。他的政论、史论都写得明晰透辟、滔滔雄辩。早年所作的《教战守策》评论北宋的国防问题，劈头就单刀直入，指出“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问题提得很尖锐，具有先声夺人的气势。底下正面列举历史上注意与不注意军事训练关系国家存亡的例子，侧面列举人体进行与不进行劳作关系体质强弱的例子，说明备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再进一步联系现实，“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指出以输送银两绢匹去乞求和平是根本不可靠的，强调备战的刻不容缓。这篇《教战守策》表现了苏轼对国事的关切，眼光的敏锐，以及论述问题的铺张扬厉作风。苏轼在文章内容上不肯人云亦云，在文章表达上又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史记》记载圯上老人授书于张良，向来以为张良得到这书于是能够辅佐汉高祖夺取天下。苏轼在《留侯论》中则以为“其意不在书”，指出圯上老人不赞成张良对秦始皇采取行刺手段，有意挫折他“少年刚锐之气”，使他“忍小忿而就大谋”。全文围绕一个“忍”字发挥韧性战斗这一中心思想，引证历史而自有创见，上下议论而不为空言，写来舒卷自如，洋洋洒洒。又如，向来认为汉文帝不善用人，而同情贾谊的怀才不遇，但苏轼却在《贾谊论》中指出贾谊“不能自用其才”，是“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这都可以见出苏轼散文议论纵横，如天马行空的特色。

苏轼的记叙文不多，成就也不及韩愈、欧阳修。但还是有成功之作。如《方山子传》一文写其友人陈慥甘守清贫而慷慨任侠的事迹，概括叙述与重点描写相结合，详略适宜，画出了人物的精神状态。《书刘庭式事》一文写刘庭式“未及第时，议娶其乡人之女，既约而未纳币也。”刘庭式在没有考中进士时，商量娶他同乡人的女儿，约定了但还没有正式下聘礼。“庭式及第，其女以疾两目皆盲，女家躬耕贫甚，不敢复言。”刘庭式考中进士后，同乡人的女儿因为生病，双目失明，女方家庭靠种田为生，很穷，不敢再提婚事。“或劝纳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许之矣，虽盲，岂负吾初心哉！’卒娶盲女与之偕老。”有人劝刘庭式另娶同乡人的小女儿，刘庭式笑着说：“我的心已经许给那个约定结婚的女子了，她虽然眼瞎，难道我能违背我最初的心愿吗?”他终于娶了那位双目失明的女子，夫妻白头到老。这篇文章很短，只突出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就表现了刘庭式高尚的品德情操。

值得提出的是，在苏轼的记叙文中，一些记叙亭台山水的作品尤有特色，它们把叙述、描写与议论错杂并用，在结构布局上又随内容、主题的不同而各有变化，如《超然台记》，《凌虚台记》、《喜雨亭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等等。

《石钟山记》结合探求石钟山得名的由来，生动地说明了只有实地调查研究才能弄清事情的原委真相的道理，而叙写夜探石钟山的过程，又极善于描绘幽冷的景色，渲染阴森的气氛。

石钟山，在今江西省北部湖口县城附近。城南的名上钟山，城北的名下钟山，合称双钟。两山山势相向，都高五、六百尺，周围有十来里。下钟山以悬崖峭壁面临长江，尤为险要。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六月，路经湖口县，寻访了石钟山，写下这篇《石钟山记》。

寻访石钟山，登临观览，文章标题按理应该作“游石钟山记”。但苏轼这篇文章并没有“游”字。作者从题目上即向读者表明他这篇文章的主旨不在记游，我们自然就不能把它当作一般游记文来阅读。宋人写文章，大多强调立意，要阐明某种道理，要从思想上给读者以启迪。游记文本来不外记述游览之赏心悦目，描绘山川之壮丽，风光之优美，于叙事之中侧重写景抒情，而在宋人笔下，就决不以此为满足。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都是如此。苏轼这篇《石钟山记》，本意也不在游山观水，而在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第一、苏轼并非向往石钟山的风景名胜，专程去游览，只是路过这里，顺便寻访而已。

第二，苏轼的寻访又并非领略了何种水光山色，只是通过实地了解解决了先前存在的疑问而已。就这一点来说，不妨把《石钟山记》看成一篇调查报告，而文章的写法本来就跟一般游记文有所不同。

文章开头首先提出关于石钟山得名的疑问。有了疑问，下文自然要给予解答，文章的中心便显然不在记石钟山之游了。作者平常读书，从古人的记载里知道有石钟山这个地方，又知道关于石钟山得名的一些说法。不过，作者并不迷信书本，盲从古人，而是根据一般生活常识，认为那些说法站不住脚，值得怀疑。思想上有这么个怀疑，由于偶然的机会，能够亲自到石钟山看看，怀疑终归解决了，并且由此懂得了遇事必须从实际出发的道理。按照这样的内容与主题的要求，文章当然不会从什么时候到达石钟山以及如何游览写起，而是先引述书本上的记载，列举石钟山得名的旧说。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文章起笔引述《水经》，点明石钟山的地理位置，在鄱阳湖连接长江的入口处，并且带出了《水经注》关于石钟山的记载。“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以为”以下几句就是《水经注》上的话。郦元，即《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苏轼这里引述的《水经》和《水经注》上的话，由于原书的散失讹误，都不见于今天的传本。苏轼引述《水经》，指出石钟山之所在，再引述《水经注》，指出石钟山之得名，顺理成章，十分自然。郦道元认为风吹浪起，使得“水石相搏”而发出了洪钟般的声音，因而名叫“石钟山”。但苏轼随即以“是说也，人常疑之”二句截住，文笔陡峭，顿起波澜。先提出怀疑，然后再放开一笔，申述怀疑的理由：“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把钟和磬放在水里，不要说“微风鼓浪”，就是“大风浪”也不能使它们发声，可见“水石相搏”之说难以令人相信。“人常疑之”的“人”是泛指，包括作者自己，也包括别人，这又很自然地引出唐代的李渤。“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李渤曾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任江州刺史。江州治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东面不远即湖口县的石钟山。李渤不相信郦道元的说法，就近寻访了石钟山。他发观了两块大石，敲击之后，南边的石头发音宏大而低沉，北边的石头发音清脆而悠扬，鼓槌停止敲击了，而响声还在空中回荡，那余音很久很久才逐渐消失。因此，李渤就认为找到了石钟山得名的缘由，专门写了一篇《辨石钟山》的文章，指出所谓“石钟”，就是他发现的两决石头。苏轼用“自以为得之矣”一句，写出李渤的沾沾自喜，把笔势一放，但紧接着又收回，以“然是说也，余尤疑之”二句提出第二个怀疑，而怀疑的理由则是“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道理很简单，到处都有石头，石头都可以敲击出声，为什么偏偏这两块石头要叫石钟呢？作者先后引述郦道元与李渤的说法，又都用普通情理去衡量，接连表示了自己的怀疑。这就好比射箭先立了“的”，为下文的“破的”提出依据。摆出了疑问，然后才好在“释疑”上做文章。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李渤之说的怀疑，在“是说也”之前加一“然”字，又改上文的“人常疑之”为“余尤疑之”，语调就比怀疑郦道元之说加重了，更具有批驳否定的感情分量。因为郦道元与李渤虽然同有错误，但情况性质是不相同的。作者在以后的释疑和总结中，下字用语都极有分寸，表观出轻重倾向，而在这里则已预示了对两种说法的怀疑，主要是针对后一种的错误。

下面文章转入中间一部分，具体记述实地考察的情况，真正弄清石钟山得名的由来。“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以作诗文诽谤朝廷的罪名下狱，出狱后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到元丰七年(1084)，他被改为汝州团练副使。这年六月，他从黄州赴汝州，取道水路，由长江顺流而下，顺便送他的长子苏迈去饶州德兴县作县尉，这样路经湖口县，便去看看石钟山，了解一下李渤所谓的石钟。这几句交代到石钟山的时间与原因。交代原因，对于一般游记文来说并无必要，而对于这篇《石钟山记》来说则非有不可。前面已经说过，苏轼不是专程游览，只是顺路寻访，为的解决疑问。把这一点交代清楚，“因得观所谓石钟者”一句，就正好与上文的“人常疑之”和“余尤疑之”二句紧密衔接，同时也把下面文章所记的“游”限制在考察问题的范围以内。作者运笔始终环绕着石钟，所以交代了时间、原因之后，立即叙述“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硿硿，是敲击石头的重浊音响，与钟声的洪亮而悠扬不同。对此，苏轼当然“笑而不信”，苏轼的“笑”，包括“笑”李渤的到了实地而不作深入调查，抓住表面现象，主观臆断，同时也“笑”李渤这一错误，以讹传讹，以致常住当地的“寺僧”都认为石钟是击石发声，而更为可“笑”的是“寺僧”连李渤发现的“南声函胡，北音清越”的两块石头都搞不清楚了，只能让小童“硿硿然”乱敲一气。文章至此了结了李渤之说的疑案。李渤“自以为得之”，其实毫无所得，无非给人们留下笑柄而已。

苏轼既然“笑而不信”，势必要亲自去考祭，文章于是展开月夜泛舟的一大段描写。“至其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这几句描写苏轼自己偕同苏迈于当天夜晚，乘着月色，驾一叶扁舟，到达石钟山的绝壁之下。眼中所见是嶙峋怪石，好像—大群“猛兽奇鬼”，做出要扑打人的样子，耳中所闻是受惊的鹘鸟在空中发出磔磔的叫声，另有鹳鸟的叫声则好像山谷中有老人在频频咳嗽和格格作笑。整个景象显得幽冷清绝，阴森可怖。山间栖鹘的惊起，鹳鸟的飞鸣，说明夜间极少有人到来，而描写景象之使人毛骨悚然，又正好点出了夜间极少有人到来的原因。这样，石钟山之所以得名，向来就很难确切地弄清楚了。作者并不为写景而写景，这里对所见所闻进行的描绘，都没有脱离考察山名的内容，可以说无一闲笔。

当然，苏轼也不会把自己打扮成多么了不起的无所畏惧的人物。他在这时，精神上同样不免紧张起来，想要回舟登岸了。不料正是这时，忽然出现声音。“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这不就是苏轼所要考察的现象吗？噌吰，是形容声音的宏大。听着这宏大如钟鼓的声音，原为寻根究底而来的苏轼自然被吸引住了，那绝壁深潭、奇石怪鸟，一切都置之不顾了。“舟人大恐”，是船夫十分骇怕，而他却是“徐而察之”，慢慢地细心考察这“发于水上”的“大声”。“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深浅，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石钟山下有许多深不可测的洞穴和缝隙，水浪灌注其中，回流激荡，结果大声噌吰，犹如钟鼓。这一发现是否苏轼“自以为得之”呢？没有。苏轼已经“徐而察之”了，但不满足于一知半解，他还要继续考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苏轼把船绕到上下钟山之间“将入港口”的地方，又发现水流中心有一大石，风吹水浪不断冲击着大石中间的窟窿，形成擂鼓撞钟的声音，与方才那种宏大的声音互相配合，仿佛奏乐似的十分悦耳动听。于是，苏轼笑了。这笑与前面的笑不同。前面的笑是讥笑，鄙视李渤的粗枝大叶，盲目自信。这次的笑是欢笑，庆幸自己深入调查，终于探明了真象。“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这里，苏轼把先后听到的声音比做周景王的无射钟和魏庄子的编钟的声音，表示石钟山之得名，即由此而来。可见郦道元所说的“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原是可信的。“古之人不余欺也”的“古之人”即指郦道元。只不过郦道元说得太笼统，没有具体指明山石的有“穴罅”、“中空而多窍”，因此导致“人常疑之”，至于李渤的自作聪明，“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则根本搞错了。
文章的中间部分是全篇的重点，详细记述夜探石钟山的经过，解决了文章的开头部分提出的疑案，而记述这一经过，又为文章的结尾部分作了铺垫和准备。苏轼从书本到对石钟山之得名进行实地考察，但不停留于解决疑案本身，他还通过具体事例得出了规律性的认识，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发表感想，进一步深化了文章的主题。

苏轼首先指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是他经过亲自调查研究后获得的体会，也是贯穿整篇《石钟山记》的中心题旨。指出了这点，他再回应文章的开头与中间部分，归纳了石钟山之得名所以弄不清楚的三种原因：

第一，“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

第二，“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

第三，“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这里所谓“知”，是指自己真正了解，所谓“言”，是指说出来让人了解。曾经在各地踏勘河道的郦道元与经常出没于石钟山下的渔人船夫对石钟山的得名是“知”的，但可惜郦道元知而“言之不洋”，渔人船夫“知而不能言”。一般士大夫虽然能“言”，可以借助文字表达自己的见解，然而畏惧艰险，不敢亲临观场，所以“莫能知”。“知”与“言”不能很好统一，石钟山究竟因何得名，就谁也不知道了。苏轼总写一句说：“此世所以不传也。”那么，为了弄清真象，就只有实地调查，以求真“知”。但有一种人却到了实地而不作认真考察，浮皮潦草，妄加揣测，结果连—知半解也谈不上，完全搞错了。李渤就是这样。苏轼说：“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陋者”，是见识浅陋的人，这里即指李渤。李渤写了《辨石钟山》一文，他是能“言”而且“言之”颇“详”的，但他强不知以为知，反而谬误流传，那位“寺僧”不就使小童在乱石中“择其一二扣之”而随意指为石钟么？可见其为害更大。为此，苏轼才写下这篇《石钟山记》。“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郦道元“言之不详”，只是不够明确，作者就表示叹惜；李渤“知”之不真，则是背离事实，作者就给予讥笑。与开头部分相呼应，文章最后收结到郦道元与李渤关于石钟山的说法上来，在事须“目见耳闻”的基础上，要求“知”是真“知”，“言”是详“言”。

可以看出苏轼这篇文章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到总结认识，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布局紧凑，结构谨严。但它又不完全是纯粹的说理文字。我们前面指出它好像一篇调查报告，不过，它并不就等于只是罗列材料与论证推理的调查报告。我们之所以把它看作优美的文艺散文，正在于它把抽象的说理与生动的叙事很好地统一了起来；而且，它不仅借事喻理，同时还结合着议论与描写，字里行间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从而使文章既具有说服力，又具有感染力。

有人说石钟山形似大钟，苏轼完全没有从以形得名上考虑，不免失之片面，而且夜间泛舟，没有在白天进行反复仔钿的观察，又不免失之粗略，可见他也犯着“臆断”的毛病。这种责难大约同样是“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苏轼所见既然是“大石侧立千尺”的“绝壁”，山势巉巖，如“猛兽奇鬼”，则石钟山之外形决非圆拱状。他在山下发现的既然是“石穴罅”、大石“空中而多窍”，则石钟山之内部决非悬顶虚腹，一如复盖。山形似钟云云，固可聊备一说，但不可据以轻易批评苏轼不知整体，浅尝辄止。至于“其夜月明”泛舟，恰恰是因为夜深人静，才便于谛听水上声音的发生、变化，而月夜潮生，回流激湍，更是观察空石“与风水相吞吐”的大好时机。这正体现了苏轼的认真、刻苦、深入、细致。通过阅读这篇《石钟山记》，使我们更加体会和认识到苏轼的求实态度、探险精神以及他的精辟的思想见解和高超的散文写作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