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旭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北宋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庆历三年(1043)，任谏官。为人耿直，敢于谏诤，在开明派范仲淹和守旧派吕夷简的斗争中，站在范仲淹一边，受到排挤、打击，屡遭贬官。晚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谥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重视人才培养，积极推行诗文革新主张，提倡效法韩愈，在散文、诗、词等各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他的散文具有说理明白、平易流畅、委曲婉转、情文并茂的独特风格。他的《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这一文学形式。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和《新唐书》(与宋祁合撰)等。

庆历三年(1043)，韩琦、范仲淹、富弼等执政，欧阳修、余靖等也出任谏官。这时开始实行一些政治改革。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相继贬官开始，他们已经被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此后党议不断发生，宋仁宗在宝元元年(1038)还特意下过“戒朋党”的诏书。到了庆历三年，吕夷简虽然被免职，但他在朝廷内还有很大的势力。为了反对改革，以夏竦为首的一伙保守派官僚就正式攻击范仲淹、欧阳修是“党人”。欧阳修当时担任谏官，就在庆历四年(1044)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叫《朋党论》，给夏竦等人以坚决的回击。《朋党论》这篇著名的政沦文，在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同样是很有战斗意义的。

全文共分五段。

先看第一段：“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党”，指同类人因某种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党之说”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说只希望。“其”，代“朋党”，为第三人称“他们”。我听说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以”是因为的意思，“以同利为朋”，就是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这里用“然”字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  “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这是说小人所喜好的是禄利，“禄”是俸禄，小人所贪的是财物。“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党引”是结为朋党，互相援引。这句说，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这些小人，“贼害”即伤害。这几句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不然”，即不是这样。“守”，是坚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诚、守信，“名节”是名誉、气节。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以之”的“以”，是凭借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说的“道义”、“忠信”和“名节”。这几句说，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传说中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舜辅佐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到大治。

舜之时呢？文章写道：“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说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贤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称美，更相推让”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读第一声。“称美”，是称颂人家的美德二好处，“推让”是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惟亿万心”与“惟一心”之“惟”，同于“是”字，“亿万”，极言其多。《尚书》说：商纣王有臣民亿万人，是亿万条心，周武王只有臣民三千人，然而是一条心。作者推论，亿万人各不同心，可以说是不结成朋党了。“然纣以亡国”，“以”表示因为，后面省略了“之”字，实际上是“然纣以之亡国”，“之”代亿万人各异心，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民，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 “而周用以兴”。这里“用”是因此的意思，“以”表示承接，“用以”就是因此而，这句说，而周朝因此兴盛起来。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后汉献帝”是作者的笔误，应作“后汉桓、灵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尽”是全部，“取”，这里抓捕，“囚禁之”的“之”，代“天下名士”。这句说把天下名士全部抓起来并囚禁起来。“目为党人”的“目”，原是名词，这里用作动词，“看”的意思，“目为党人”就是看作党人。“及黄巾贼起”，讲等到黄巾起义军起来的时候，“贼”是对农民起义军污蔑的称呼。“汉室大乱”，即汉王朝的统治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方”是才的意思，这几句说，后汉统治者后来才悔悟过来，对党人全部加以解脱而释放了他们，然而已经没有救了。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说唐朝的晚年，渐渐地又兴起了有关朋党的议论。“及昭宗时”，“昭宗”乃“昭宣帝”之误。“尽杀朝之名士”，指篡唐建立梁朝的朱全忠，不肯追随他的朝官都被诬为党朋，遭到杀戮。“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 “之”，代上文“朝之名士”，说朱全忠一伙把朝中的名士扔到黄河里去，讲：“这般人自称清流，可扔到黄河的浊流里去。”“清流”，是指品德高洁，当时颇有声望的人，他们被加上朋党的罪名，遭到屠杀，唐朝也就灭亡了。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前世之主”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义。“莫如纣”的“莫”是代词，为无指代词，代人，当“没有人”讲，代物，当“没有什么”讲。这几句说，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这里说，互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这几句里，“诮”是责备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为的意思。“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举”是全，“其”是代词他，即周武王，这句说他全国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数多，“大”是范围广，这句说，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大没有哪个朝代家周朝那样的。“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用此以兴”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虽多而不厌”说好人虽多而不满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厌”是满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自己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朋党论》在欧阳修的议论文中，也是名篇。

本文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通篇对比，很有特色。